袁昌英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袁家普（雪庵），早年留学日本，曾出任过山东、云南等省财政厅长，是一位理财专家，一位清廉“儒吏”；而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先后生育四个女儿，昌英居长，然而三个妹妹都不幸先后夭折，昌英成了家中的“独生女儿”。在旧中国“男尊女卑”是一把无形的杀人刀，不知压抑、戕害和扼杀过多少善良妇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口无影无形的“黑锅”便不由分说地由母亲背着了，她在亲戚邻里的“白眼”和耻笑声中忍辱负重过活，郁郁寡欢，默默离开人世。母亲的逝去，给女儿袁昌英以强烈刺激，在她的心中划下一道永难愈合的创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要奋发自重、自强有为，“要为妇女争光”。
父亲雪庵对小昌英十分喜爱，把她当男孩儿养育，从六岁起就让她进私塾，十年寒窗苦读为她的古汉语打下了坚实基础。辛亥革命期间，雪庵先生受其革命热情感染，毅然决定“出山”，来到上海，加入革命活动行列。小昌英随父去“见世面”，便结束了私塾学习，来到上海进入一所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开始接受以英语为重点的现代教育，接触西方文化，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观念为之更新。在这所洋学堂经五年学习生活，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她也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渡重洋
民国初年，国内有志青年纷纷出国留学，袁昌英要认真学习本领，“巾帼不让须眉”，将来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1916年她在父亲的支持与安排下远渡重洋，自费到欧洲留学，只身来到英国，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进入大学预科学习。
经过一年刻苦努力的“预科”学习之后，袁昌英考取了苏格兰最高学府——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在英国留学期间，袁昌英认识了中国留学生杨端六、周鲠生、李四光、皮宗石、陈源（他们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名教授）等人。其中，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与宋教仁、马君武、李四光同学，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入冈山大学学经济，学习异常勤奋，善于独立思考，才思敏捷，常有文章见诸报刊，才华出众、闻名遐迩。袁雪庵先生赏识小老乡“门生”杨端六的才气，女儿昌英亦很敬佩端六哥，他们“异国遇乡邻”，更觉分外亲切。经过四年多的交往，袁昌英女士和杨端六先生在伦敦按照“绅士、淑女”模式举行了订婚仪式，二人约定完成学业后回国结婚。
袁昌英留学期间并没有因为恋爱而影响学业，反而更加勤奋刻苦，她以惊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学习，孜孜不倦，她不仅在英国文学领域取得精湛造诣，还专门选修了特别喜爱的一门外语——法文，与英语互相映照学习，且日益精进。1921年袁昌英以出色成绩完成预科学业后，又以四年时间完成五、六年学业：以优异成绩通过本科课程学习，并以顽强毅力完成研究生学位课程和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在欧洲的中国女留学生为数甚少，获得硕士学位者更是寥若晨星。英国路透社还发了新闻专稿，报道袁昌英出色完成学业、获得硕士学位的事迹，中国报纸也纷纷转载。女留学生袁昌英一时间传为佳话，在当时社会上遐迩闻名。
回京沪 入珞珈
1928年，袁昌英完成学业归国，回到上海，受聘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担任教授，讲授《莎士比亚》和《法文》，教学工作余暇，她把多年酝酿的大作《孔雀东南飞》进行了最后结稿并出版发行，各大报刊纷纷评介，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影响。此时杨端六亦受胡适聘请为中国公学的兼职教授，讲授《经济学》和《会计学》。国立武汉大学创办后，杨端六、袁昌英的留英同学王世杰担任首任校长（1929-1933），旋即聘请他们夫妇二人到武大任教。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出版首部散文集《山居散墨》。
前排左起：杨端六、袁昌英夫妇、小儿子杨弘远；后排左起：堂侄杨叔湘、女儿杨静远、侄女杨宜福、杨安祥姐妹
受改造
1957年，五月一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档，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俗称三害，六月八日把“整风运动”改变成“反右斗争”。反右运动中袁昌英被划为右派。由此被撤销教职，下放到校图书馆劳动改造；在遭批判的同时又被追究三青团和国大代表的历史问题。
1979年秋，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委员会为袁昌英落实政策，改正错划右派；武汉市人民法院也撤销了1958年所做“历史反革命”的错误判决。从此袁昌英的“错划右派问题”、“历史反革命问题”得以彻底平反！她的名誉得以真正恢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明节期间，武汉大学长沙校友会部份代表，承载着武汉大学校友的怀念与敬仰之情，从长沙来到醴陵骆家坳落凤坡袁昌英女士墓前默哀凭吊：一代民国才女、敬爱的珞珈女杰袁昌英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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