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并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荣誉教授。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金庸还是查良镛的8岁那年，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想必通过昨日的新闻普及，大家都已知晓，金庸本是中国浙江海宁人，出自当地的名门望族。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称徐志摩为表哥。这段“别人家孩子”的经历被父母反复提及，于是在金庸的心里也埋下了“去剑桥读书”的种子。2007年，金庸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艺术人生》时，曾向主持人透露，“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
然而世事难料，金庸在上海读大学时，正是内战时期，他连大学毕业证都不曾见到。以至于成名后的金庸，一直渴望能真正地读一次大学。时光飞逝，2005年初，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阅读金庸写的《鹿鼎记》英译本《The Deer & the Cauldron》时被圈了粉，了解到他在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后，正好是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推荐委员会主席的她，向剑桥大学教授会推荐提名金庸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通常来说，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每年首先会公布候选人，剑大本科以上的学生、以及教授和院士，都可带着充分的理由提出反对；如果有８个人（或以上）这么做了，候选人就可能丧失这个提名机会。这其中有一个插曲。2005年的《青年参考》提到，剑桥大学中曾经有反对的声音。理由是金庸“曾支持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违反了英国的利益”。而另一边，金庸的支持者抗议道：这一行为符合金庸作为中国人的立场，而且也符合中英租借新界条约中“租期是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的规定。
按理说，有了荣誉博士，本来算是功德圆满事一桩。虽然这不需经过正常升学程序，但毕竟是对社会某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人士的一种肯定，毕竟生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短暂的时光里把样样都做到周全。不过金庸却希望能有一个真实的文凭在手，于是在黑袍加身之后，向剑大提出了想好好读书的要求。据说，起初剑桥大学不大乐意的。因为荣誉博士的等级，比普通博士的学位高，没有理由得了高级学位后，再去念较低的学位。但金庸却觉得，自己有必要真真正正学一次。他曾专门在采访中解释过：“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只要一提到金庸，就佩服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其实我自己‘无所不知’是假的，我是‘只写所知，不知不写’，‘非知不可，快去查书’”。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金庸说在剑桥校园里，他谢绝了社会性的活动，也是自己租了一套房子，和妻子两个人住。有时遇到书迷认出，索要签名，也会被他婉拒。“我在这里是学生的身份，上学路上我不给别人签名题词。” 2006年12月，金庸完成剑桥大学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2007年5月，他获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金庸完成剑桥大学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获哲学博士学位；2010年9月，金庸被举荐为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离去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网络世界都沉浸在对他的追忆和纪念中。这份追思并不只存在于华语世界，印度著名影星阿米尔·汗也在其官方微 博上写下了对金庸的哀思：“听到路易斯·查（查良镛）先生去世的悲伤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他的书《鹿鼎记》曾给我带来很多欢乐，几个月前我才读到它。我真希望以前能有机会和他见面，他为这么多代人带来了如此多的快乐。我是他的忠实粉丝。我想向他的家人表示衷心的哀悼。愿他安息。向他致以爱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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