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容闳是一件难事。相比与他一起在少年时代赴美的黄宽和黄胜,容闳无论生前身后,都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哪怕是中学生,也知道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越是大人物,越让人难下笔。写生平?写事迹?各路学者、作家早已研究透彻并写了个遍,何必再炒冷饭?我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一题目。
但说起“旧时海归”,肯定无法绕过容闳。他不但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也是近代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在堪称“浩瀚”的资料中,我寻得一些断章,这也许是我唯一可操作的方式吧。
中国留学事业的先驱 容闳(1828-1912年)
洋学堂与穷孩子
1847年,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跟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一起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容闳在洋学堂里已就读多年。早在1835年,时年七岁的他就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的前身——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他也随之成为首批学生之一。
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年时间。
鸦片战争是近代最关键的时间点,它使得国门就此被强行打开。自康熙后期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教,基督教仅秘密流传于沿海地区,葡占的澳门为最重要“据点”。1553年,葡萄牙人租占澳门,几百年过后,澳门已成为一个中西交融的城市。当地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人入教,常兴办一些低价医院和免费学校。也正因此,在洋学堂读书绝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凡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让孩子读私塾或正规学堂,日后可走科举之“正途”。唯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才会去时人眼中“不伦不类”的洋学堂。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选择洋学堂,就等于断绝了科考之路。他未来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或是参与传教工作,或是去洋人家中当仆人,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从商,像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一样有钱。
在《容闳自传》(即《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这样分析父母送他去读洋学堂的动机:“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容闳的这些猜想其实多少有点马后炮的意味,也有“为尊者讳”的可能。对于他的父母来说,经济压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容闳的哥哥已经进了私塾,他们无法负担容闳的学费。至于“中外交往”这种宏大又长远的命题,压根不是底层可以想到的事情,尤其是在闭塞的当时。
我曾查阅马礼逊学堂历史上的全部学生名录。这个名单人数其实极少,历届毕业生合计只有41人,均来自香山(含如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三地)。其中,来自今珠海地区的学生最多,占了大半,比如容闳和黄胜来自珠海南屏,黄宽来自珠海唐家,来自前山、上栅、夏美、官塘等珠海村落的也有不少。此外,还有学生来自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这里恰恰临近珠海。澳门其他洋学堂的情况也与马礼逊学堂类似,容闳曾回忆,他在女校读书时,由于不满学业枯燥,曾与几个同学一起乘船逃回家乡,他“原打算先带大伙儿到我家,然后她们再各自分散回各自的村子里”。按这个叙述,几个幼童都能乘船回家,并各自回村,也侧面说明了当时澳门洋学堂的生源主要来自附近。
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培养传教人为主旨。但同时实行双语教育,既有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教授外语、历史、地理和天文等科目,间接传播了西方文化。
我曾读过某位学者的一个说法,指中国历史上一直边患极重,澳门这弹丸之地被葡萄牙人所占,根本不会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若将澳门置于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就会明白这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边患,带给这个古老国度的冲击也注定惊人。因为,在这个小岛上有两种文明的碰撞。近代国人放眼看世界,以岭南为先,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先驱亦都出身此处,显然是澳门的星星之火逐渐扩散的结果。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香山的孙中山……抛开日后的那些成败是非不说,他们的年少时代,一定在这文化碰撞中汲取了养分。
一个人的耶鲁生涯
先是黄胜因病离开,后是黄宽远赴英伦,到了1850年,那三个一同赴美的少年中,仅剩容闳一人在美国坚守。
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但他根本无法负担学费。孟松学校虽有资助名额,但前提是毕业后要担任传教士,容闳表示拒绝,他虽是基督徒,却不愿被限定择业自由,他也认为,贫穷不是丧失自由的理由。他的这一决定,也使得原先澳门的资助方放弃了对他的支持。好在布朗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找到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说服对方为容闳提供资助,此外,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也负担了容闳的一部分学费。
当时的耶鲁,仅有学生五百人,容闳是唯一的华人。
此时的容闳,其实已融入了美国社会。早在孟松学校期间,他便习惯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式生活。当时,他自个儿承担劈柴烧炭生火之类的事情,也帮人劳作换取生活费,大学时也当过图书馆管理员,承担学生宿舍的食品采买。他还酷爱锻炼身体,据说,这个在中学时代一直穿着中式农民衣服、盘着辫子的少年,曾是足球场上的骁将。这个景象在大学时代成了“绝响”,因为入学才一年,容闳就丢弃了中式长袍和辫子。也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如今说起容闳,无论是国人还是耶鲁人,都将其视为大人物。我曾读过不少“寻访容闳耶鲁故迹”之类的文字,里面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比如他是划船队的成员,在球场上也流传着如“我们一定WIN,因为我们有WING(容闳之名)”之类的话语;还有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得到著名学者关注……但这些光鲜绝不是容闳大学生涯的全部。一百多年后,我们往往只能见到结果、见到光环、见到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故事,这让我很难全部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作为一个独在异乡的东方人,容闳所遭遇的困难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以及好奇心带来的种种“围观”,恐怕都是容闳无法绕过的挑战。他可以依仗的,唯有自己的适应力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度所特有的包容性。
据载,耶鲁大学档案馆保留了1854级毕业生的同学赠言簿,其中就有容闳那本。他给其他同学写下的赠言都用中文开头,毛笔正楷,再用英文翻译,起始往往用传统格言,有“礼之国,和为贵”,“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在那一届的97名毕业生中,有92人为容闳留言,其中多为热情之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
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注定背负着一些很沉重的东西。(作者: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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