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海归之容闳（二）-新东方前途出国

    　　1854年，毕业回国的容闳曾说，希望“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抱着这种态度，容闳曾与各方势力合作，寻求救国之道。他曾赴南京，向天王洪秀全和洪仁玕献言献策；他也曾受曾国藩委派参与洋务运动，上书清廷促成幼童留美；他还曾与维新派来往密切，参与戊戌变法；晚年的他，曾支持革命党，遭清政府通缉。

    　　如此看来，晚清数十年间粉墨登场的各种势力都与容闳有过交集，这位“海归”的政治立场似乎很难界定。

容闳与长大后幼童的合影，左起：吴其藻、杨昌龄、容闳、吴仰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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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一向不喜欢投机的人，倒不是逼人站队，只是觉得一个人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应有一个基本立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也该有个底线。不过对于容闳乃至那个时代的一些人而言，我倒很难生出“他们在投机”的感受。

    　　那不是投机，而是寻路。无论是容闳，还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这些岭南人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都一次次审视自己，寻找那条救国之道。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投机。

    　　刚刚回到国内的容闳，曾任职于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和上海海关，但在当时，“海归”可算不上什么拿得出手的身份，反倒让他与国内社会格格不入。加上这三份工作要不“事少薪薄”，要不人际关系复杂，要不同事腐败成风，所以时间都极短暂，加起来还不到一年。他也曾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境况同样惨淡。1860年，他前往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拜访干王洪仁玕。

    　　显然，此时的容闳将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也许是因为同信基督教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同为广东老乡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曾经远赴重洋的他早已对清政府失望，也许是因为他与在香港时结识的洪仁玕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和相似的理想……但毫无疑问，早已腐化堕落的太平天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当时，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包括组织正规军队、设立军事学校、设立海军学校、组织平民政府、建立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和建立各种实业学校等。

    　　两日后，洪仁玕表示，容闳所说的这些恰恰也是他想要做的，只是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定夺，必须等在外征战的诸王归来商议后才可实行。

    　　很显然，视野相对开阔的洪仁玕尽管被洪秀全委以重任，但在整个太平天国体系内，他是孤立的。曾有人说，《资政新篇》的作用其实被夸大了，尽管理念超前，但可操作性极低。而我想说的是，理念超前也好、可行性低也好，在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里，这些都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政权，显然不具备良好的政治氛围。天国后期的中流砥柱李秀成就曾说，他从不屑于看洪仁玕所编的书。

    　　不过，洪仁玕还是希望能以官位留住容闳。几日后，容闳得到了太平天国加封的“义”字衔。这个爵位并不低，但也不高——毕竟，太平天国的官实在太多了。大凡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论功行赏时往往是太公分猪肉，官僚系统极度庞大臃肿，腐化堕落也比谁都快。

    　　容闳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提到，太平军将领腐化严重，眼界也不高。而且，太平军一路北上，吸收了大量新兵，这些新兵可算是典型的乌合之众，没信仰没道德，一路烧杀掳掠。尤其是从偏远南方到了富饶的江南地区后，一群人久贫乍富，立刻成了暴发户，更是堕落极快。这样一个政权，显然无法承载强国之梦。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在他眼中，所谓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两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

    　　对于持实用主义态度的容闳而言，选择太平天国，是因为期待，放弃太平天国，是因为失望。

    　　他参与洋务运动，同样是源于实用主义。那时的洋务派，意图以技术救国，最关心的无非坚船利炮。1862年，曾国藩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式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次年，他几次着人敦请，召见容闳。容闳向他提出了“机器母厂”计划，在他看来，中国眼下急需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而且，除了制造武器外，还要制造民用机械，发展基础性工业。

    　　曾国藩表示赞同，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请赐戴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大臣，出国采办机器。其实，洋务运动与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并无直接关系，但经过了与太平天国的那次接触，容闳显然明白了“曲线救国”的道理。当年，他向洪仁玕提出七条意见，其中四条关乎教育，却无功而返，这让他深知掌握话语权是何等重要，有了话语权，才有机会实现理想。如果他能在洋务运动中为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出力，得到足够信任，便有望实现他选拔幼童出国留学、教育救国的梦想。

    　　尽管后世认为洋务派的技术救国之路是方向错误，但洋务派们的改革决心确实是坚定的。如李鸿章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曾致信总理衙门，信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生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可云集?”

    　　这种说法与容闳对曾国藩的建议是一致的。

    　　容闳从美国订制的机器，成为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母机，堪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标志。他还趁机向曾国藩提出建议，在工厂旁设立兵工学校，培养人才，亦获同意。也因此功劳，他被保奏为江苏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官位为五品。

    　　清廷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有奏事之权，容闳回国十年后，距离这“奏事之权”终于只差一步之遥。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步又让他等了很多年。

    　　他曾求助同为广东老乡的江苏巡抚、洋务派干将丁日昌，请他帮忙上奏，具体意见包括建立华资汽船公司、选派青年出国留学、开采矿产和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等四条。他曾在《西学东渐记》里回忆，其中只有“选派青年出国留学”一条为主旨，其他均为陪衬，也算“给领导提供删改空间”的官场策略。丁日昌又帮他找到军机大臣、洋务派要人文祥，但文祥先是丁忧，不久后又因病去世，此事便告搁置，更令容闳感到绝望。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和丁日昌被派往天津处理危机，容闳亦随之前往，为丁日昌做翻译，才有机会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提出留学计划。

    　　曾国藩同意了，表示将与其他大臣连衔入奏。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拔“聪颖子弟”到国外学习，以图自强。他们的计划是每年选拔幼童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人，分批赴洋，十五年后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30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这十五年的留学时间，也是容闳所建议，这样可以使得幼童在大学毕业后还能继续留洋工作数年，深入美国社会体系，不至于纸上谈兵。至于留学者的年龄，初定十三岁到二十岁，后改为十到十五岁。这是担心十五岁以上的人出国十五年后，回国便已三十多岁，以当时国人寿命，很容易遭遇“丁忧”，为父母守孝三年，重新出来工作时已年近四十，为国家效力时间太短。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步子迈得颇大，他们还提出，留美幼童在出国前就可被赐予“生员”(即秀才)身份，回国后也可“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对于容闳来说，这无疑是他愿意看到的——他自然会想起自己当年入读马礼逊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境况，那时，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了科考之路，与官场无缘，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科考体系。

    　　1871年9月9日，批复下来了：依议钦此。

    　　容闳通过襄助洋务派实现自己梦想的“曲线救国”之路，在多年后终于见到了曙光。

    　　我还是想说：那不是投机，而是寻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身在局中，才不知道努力的可贵。（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