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之父”的人生断章（三）-新东方前途出国

    　　一百多个勇敢的家庭

    　　为了筹备幼童出洋事宜，清廷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人为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与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他们后来也成为了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及副使。

    　　也许容闳没有想到，招生一事会有如此艰难。距离他1847年赴美留学已有二十余年，这个国家也经历了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但说起出国留学，大多数家庭仍表示不屑。但凡小康以上家庭，仍将科举考试视为孩子日后的正途，国内新建的新式学堂，也只能招收穷困家庭的孩子，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出国留学有辱门楣。至于出洋的那个目的地——美国，更被许多人谣传为吃人的野蛮人国度。

    　　即使国门被强行打开，即使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这个国家仍然封闭无知愚昧落后。

    　　而且，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出国十五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学生在异国发生意外或死亡，政府方面概不负责，这也确实让传统的国人难以接受。

    　　那么，容闳能否选择与当年的自己境况相似的贫家孩子出洋呢？不能——这是“幼童出洋”这一历史事件中，最让我有感触的一个细节。

    　　即使对困难有一定预知，即使最初几乎无人报名，清政府也没有降低原本就极为严格的选拔条件。

　　（晚清留国幼童）

    　　选拔条件大致是这样的：“凡肄业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者方可入选。其身体孱弱及废疾者概不收录。凡挑选以年在10岁至20岁为率，凡12岁至14岁者择其文理略通即可入选，其15岁至 20岁必须中国文理通顺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译方可入选。”

    　　也就是说，家庭背景、相貌、智商、身体和基本文化程度缺一不可。很显然，清政府对这桩前所未有的大事极为重视，幼童不仅仅承载着救国之梦，也承载着国家形象。所以，幼童们不但需要形象端正，不少人还因原姓名粗鄙不文而遭政府责令改名，最后呈现于名单上的幼童名字，个个大气温文。此举在如今看来自然有些形式主义，有形象工程之嫌，但确实也客观说明了清政府的决心与重视。

    　　但也正因为这不肯放松的苛刻条件，首批三十名留学生的招募竟迟迟不能满额。坐在上海的衙门里等待别人上门显然行不通，容闳选择了走出去。他首先的选择是老家香山县及附近县市，后来还在香港招了几名，终于凑足人数，于1872年8月从上海启程赴美。

    　　此后三批幼童，招募难度同样很大，但仍如期满额出洋。

    　　据统计，在先后四批共120名幼童中，来自广东的达82人，其中更有39名来自容闳的故乡香山县。所以，后世学者去美国查找留美幼童资料时，常因不懂粤语而一头雾水、无从下手，甚至连幼童的名字和基本资料都查不到。这是因为当年的音译都以粤语发音为准，如唐国安为“Tong Kok On”、钟文耀为“Chung Mun Yuw”。另外，来自江苏的有22名，来自浙江的有8名。

    　　近代以来，海洋文明始终代表着先进与开放，东南沿海亦是中国近现代开放的前沿，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巨大差异。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百多个将孩子送去美国读书的勇敢家庭(其中有五家人甚至先后送了兄弟两人出国)，大多曾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尝过“甜头”。如赫赫有名的香山唐家镇(今珠海唐家湾)，本就是近代“买办之乡”，当年容闳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同学唐廷枢便来自唐家镇。唐廷枢曾任怡和洋行买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终日与洋人打交道，视野开阔，深谙洋务，容闳回乡招生，他也必然从中出力。加上唐家有不少人在檀香山和旧金山打拼，闯出了“唐家”的名号，俨然武侠小说里的暗器之王“蜀中唐门”。所以“香山唐家”变成了“中国唐家”，据说海外侨胞致信回国，只需写上“中国唐家”，信差自会送至香山县唐家镇，这个传说真假待考，但唐家对洋务的深深介入，是不争的事实。唐家子弟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开放心态，留美的120名幼童中，来自唐家的就有7名，其中包括了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除香山唐家外，还有不少幼童也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据统计，120名幼童中，有31名的父亲从事洋务相关工作。

    　　但这样的开明家庭终是少数，在幼童中，没有一个旗人，也没有一个汉族高官子弟——庙堂之上，也仍然是“科考正途”那一套。

    　　与开明相伴的是勇气。幼童的父母们都与清政府“具甘结”，所谓甘结，即合同文书。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所签甘结至今留存，全文如下——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12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詹兴洪亲笔画押”

    　　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批30名幼童启程赴美时，大力促成此事的曾+国藩已经作古。容闳遗憾之余，也认为“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但曾国藩的辞世，似乎也预示着幼童出洋留学一事并不平坦，毕竟，容闳失去了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孩子的适应与大人的不适应

    　　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的小官祁兆熙曾写下一部《游美洲日记》，这也是难得的幼童赴美行程第一手资料。

    　　在这部日记中，幼童们经历了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首先是风浪导致的晕船，孩子们呕吐、不得安睡，但十余日后，孩子们便已“嬉戏自得，毫无恐怖”，他们甚至喜欢大风浪，因为船身颠簸，他们便可免去当日功课。再就是西餐，孩子们起初吃不惯，不久后便习惯了牛奶面包，也习惯了刀叉和扒类。

    　　留学的过程与航行过程一样，同样是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他们初至美国时，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见到印第安人，都极为惊奇。但当留学生活正式开始时，新鲜感便全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难题，比如语言俗。同时，他们的功课也极为沉重，除了要补习英文外，还要学习中文，同时还有一套陈腐规矩，比如脸朝中国方向向皇上跪拜，再给孔子画像磕头。

    　　但两三年后，随着幼童们英文水平的进步，他们已适应了留学生活。而且，此时的他们已进入正规学校学习，所受约束也小了，渐渐融入了美国社会，开始拒绝中式长袍，甚至剪掉辫子。他们在西方教材里也学到了大量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四书五经自然也失去了兴趣，更反感那些繁琐的礼节。他们中的一些还无视清廷的规定，开始信奉基督教，甚至组成“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正值青春期的他们亦情窦初开，与美国女孩秘密约会，自由恋爱，并有情书至今留存。詹天佑等人组成的棒球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赛艇队也多次击败哈佛大学队。

    　　在容闳看来，这实属正常，“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有趣的是，他的侄子容揆也是留美幼童中的一员。容揆曾致信父亲，表示自己已经信奉了基督教，其父大怒，竟致信留学监督的官员，请求将儿子遣送回国，关在家中好好教育。容揆不愿回国受辱，决定摆脱官方控制，继续求学。但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政府资助，没了生活保障。容闳则委托牧师给了容揆一笔资助款，让他继续在美国学习。

    　　但孩子们适应了美国社会，大人们却并不适应，容闳只是唯一例外。对于清廷负责监督留美幼童的官员们来说，孩子们的转变实在太可怕了。

    　　说到底，这是文化碰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所致。清政府有一个美好愿望：幼童们必须“政治正确”，成长为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相符的好青年，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来好好报效朝廷。但即使带队官员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无法让孩子成长为一个“政治正确”同时有知识有文化的“分裂青年”。在和平状态下，落后文化其实永远无法战胜先进文化，除非如成吉思汗那般四处烧杀方能以野蛮战胜文明。幼童们置身于更先进更开放的西方文明中，抛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的元素实属必然，比如中式长袍和辫子，还有各种跪拜，都注定会被抛弃。

    　　清政府的一厢情愿、监督官员的守旧和孩子们自身的成长，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幼童留学一事的叫停。

    　　1876年，吴子登接任陈元彬，出任留美幼童监督。这位支持过洋务运动，还懂些英语的官员竟比陈元彬更加守旧。他开除了两名信仰基督教的幼童，还曾杖责剪掉辫子的幼童，并频频致信回国或写奏折，指留美幼童们思想上走了邪路，不听管教，容闳又百般纵容。极为看重“政治正确”的清政府听信一面之词，终于在1881年将留美幼童全数撤回。尽管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作家马克·吐温都曾出面周旋，耶鲁大学还曾联合社会人士致信总理衙门，但仍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容闳寄望实施百年的留美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此时，詹天佑等人已考上了大学，学业却遭强行停止。

    　　外交家、诗人黄遵宪曾针对此事写诗，大骂吴子登：“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

    　　一百多年来，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之争始终未有停息，也很难有什么定论，但其间种种反复却已告诉了我们：任何事若以“政治正确”为标准，都不免走上歪路。而且，理念之争不该变成意气之争，也不该变成官场游戏。据说吴子登的守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曾国藩和丁日昌的私怨。习惯了美氏人际关系的容闳，注定在中国官场上屡屡碰壁。（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