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为什么我选择做UCLA的学生？（二）-新东方前途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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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在台湾的大学，见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所以我挑选研究所阶段的美国大学时，就特别注意这些学校从招生阶段开始，是否就已展现了不同的理念范。 

从大学阶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后，我就知道文学不可以再往下念，再念势必会伤害我对文学海阔天空的信赖。 

因为已经确认：写东西必须靠自己，对这条路就暂且放下心来。当时左思右想，觉得电影这池二十世界的大浑水，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写字毕竟已经会写，电影却完全不会拍，不趁此时练就武艺，更待何时?! 

下手一查美国各研究所概况，立刻发现老牌名校几乎全部不设研究所阶段的电影课程，原因无他，一言蔽之——他们觉得拍电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学问。 

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导演学与编剧学”的专业硕士学位，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当然，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正是以《飞越杜鹃窝》和《阿玛迪斯》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 

其实不要说是雄霸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莱、西北、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开成专门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经费是一大顾虑之外，摆在第一位的，当然还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学术标准。 

我是深爱电影之人，也确知电影已累积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对于这些名校的老大心态、沙文态度，当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这种拥学术传统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学之风，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样为我所支持。 

不过这些名校近年颇受财务重压，为了多赚学费，也常常广开善门，大大放宽招生标准。只希望他们晚节能保，找到能兼顾募款与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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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申请研究所的方向当然也就转向一批较年轻的大学，这些大学中，也颇有几所名气大、而且电影研究所也够的学校。 

一般公认美国在电影摄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几名，无非就是下列这几家比来比去——位于好莱坞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我在向这几所学校索取申请书与学校简介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据，相映成趣。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而名额只得三十人，但他们在筛选时，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分别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历史、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沦落为“职业训练班”? 

加州大学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术导向的包袱，仔细吸取各领域能为电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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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靠号召人力、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的受了惠，原因很简单——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