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为什么我选择做UCLA的学生？
蔡康永年轻时曾留学UCLA，并且在1990年获得UCLA电影电视研究所编导制作硕士学位，其出的几本书上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他的这段留学的经历。
蔡康永在《LA流浪记》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UCLA的经历。下文的部分内容摘自1998年《痛快日记》，文章内容更实在更明白地说明了他为何求学以及感受，希望对正在申请的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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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翻书，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纳闷——“这些家伙，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
对很多爱写书的蛋头学者来说，事实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除了分别用A大学、B大学、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而且理直气壮、而且与有荣焉的，勇敢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为——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总能够代表些什么吧，总能够证明些什么吧!
是啊!大学的名字，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到底能够证明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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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一旦被提出来，就好像是当着气象播报员的面，问他那张看起来很了不起、实际上模模糊糊的卫星云图，到底是在搞什么鬼一样。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一所叫“哈佛”的大学的博士。我这好友，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可能的对象。
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时候，他就会很干脆的回绝：“嗳呀，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啦!”
这时就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是哈佛的博士耶!怎么可能没兴趣?!”
我这好友也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是啊。气象播报员，自己开口了，“哈佛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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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蔡康永本科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
当然并不是说有鬼。有鬼没什么不对劲，很多大学都有鬼。
不对劲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大部分老师，表面上都煞有介事，骨子里都恍恍惚惚，不知道大学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地方。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大学的消极功能，本来就有一大重点是培养互相尊重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学科与学科之间互相尊重。
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接下来，没有了。
大家不管大家，就是这样了，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
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你有机会展示的，是打撞球的技术、投资股票的灵敏、避孕的花招、摆地摊的口才。这些东西。
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于是在这样的大学气氛里，我当然是关起大门过我的日子。所幸我念的大学，校园超级美丽，起码比美国好几家名校都美，让我能够以开阔的环境，做为自闭的居所。
台湾当时的其它大学，也都不会比我念的学校高明多少。排名最前面的那几所，情况也许好一些，可是根据我这些年来，跟这些大学往来的经验，充其量也只能觉得，闪耀光芒的，通常只是精彩有魅力的个人，很少是一校在制度上展现的风华、在治学上展现的气派。
台湾几十年来，政治大环境上，尚且关关卡卡、踉踉跄跄，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各大学卓然自成真理与知识之天堂，当然是奢求。
回想政治戒严时期，似乎大学里还有机会让知识人略展不同标准的“风骨”，不像解严以后，大学变成资本化社会的育幼院，教室里，老师的行动电话与学生的呼叫器齐响;教室外，老师与学生成为同一家直销公司的上下线。这一方面有开发中国家的生猛，叫人为之失笑;另一方面，又令人无比惋惜，眼睁睁看见人生最珍贵的事物、与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为了先赚到手那些钱，以致两相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