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终结者”：做科研就像一场探险
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那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玻璃漏斗无疑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实验装置。
92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帕内尔的物理学家为了向学生们证明“沥青是液体而不是固体”，设计了这个实验。他将沥青加热，倒入一个封口的玻璃漏斗。等到沥青完全凝固之后，他将漏斗的下端切开，开始记录每一滴沥青滴落的时间。
如果补充一些数据，这个实验也许就不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为了等待沥青完全凝固，帕内尔花费了3年时间；而到第一滴沥青滴落，他又耗费了8年。事实上，直到60岁去世那年，他只等到了3滴沥青的滴落。尽管该项目已经被评为“世界上最长的实验室实验”，但要等到实验完成，可能还需要100年。
这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竟然需要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去验证一个或许存在偏差的假想，有价值吗？然而，在这里，基础科学的研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5月31日，“新东方澳大利亚名校之路”到访昆士兰大学，宫颈癌疫苗发明者伊恩·弗雷泽教授在转化医学研究院(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TRI)解答了我们的疑问。
走进转化医学研究院的实验室，几名工作人员身着实验服在忙碌着，询问后了解到，其中有教授，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而目前宫颈癌的疫苗研发已经从预防开始进入治疗阶段，并取得重大突破。弗雷泽教授走进实验室时，我们正在布置采访拍摄的器材。他面带微笑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向我们介绍实验室的陈设和功能。严谨、谦卑、和善，儒雅的学者风范，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谈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每天都有世界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这里进行，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值得为之钻研一生的问题。研究的过程都很困难，你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可能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仍然一无所获，但这并不能否定科研工作的价值。科学不分国界，无论你来自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我们都希望通过一生的努力，借助科技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弗雷泽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宫颈癌疫苗的研发过程和目前的应用状况。1991年，弗雷泽教授和华人科学家周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开始了宫颈癌疫苗技术的研发。直到2006年，宫颈癌疫苗首先在澳大利亚被获准上市。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世界上的80多个国家都开始了宫颈癌疫苗的使用。目前，疫苗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33个国家使用，十年内大约接种了2.7亿人次。
宫颈癌是导致妇女死亡的第二大癌症，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其中25万多人死亡，中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13万人。宫颈癌疫苗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来减少、预防甚至消灭一种癌症，为人类卫生与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澳大利亚是一个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年轻国家，至今已诞生了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涵盖物理学、生物学或医学、化学以及文学四大奖项，且生理学和医学获奖者最多——开发出青霉素的弗罗里爵士，发现了导致胃炎和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的马歇尔教授和沃伦博士，免疫反应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彼得·多尔蒂教授，提出克隆选择学说的伯内特爵士，取得神经冲动传导研究突破的埃克尔斯爵士，发现了神经细胞传导机制的伯纳德·卡茨，开辟了研究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布莱克本……从长远来看，每一项成果都惠及全世界亿万人民。
澳洲医学研究成果为何如此突出？弗雷泽教授分享了他的思考：“首先，穿越半个地球来澳洲的人都是来探险的，有一颗桀骜不驯的心，有勇气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其次，这也与联邦政府的慷慨资助有很大关系，医学领域的研究每年都会获得大笔基金，科学家们可以心无旁骛，全情投入地去做基础研究，啃‘科研硬骨头’。”
“科研硬骨头”是指科研领域中尚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而一旦突破，将产生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应用价值。各个国家的科研工作者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只有勇敢者才愿意开局。因为一旦投入其中，很可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一生都无法解决这些重大难题，若再缺乏相应的体制和经费支持，科学家们将很难坚持下去。一个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取决于基础研究水平，也决定着应用科学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保障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
缜密、严谨的思考，深入浅出的回答，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弗雷泽教授让我们了解到宫颈癌疫苗的作用原理、应用现状与规划以及他的个人感受。已经取得如此成就的科学家仍然每天在实验室潜心钻研，仍然在亲自指导学生和研究员的学习和实验，让人由衷敬佩。谈及对中国学生的期待，他说：“昆士兰大学有不少中国学生，在给他们上课和讲座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很都勤奋，也很聪明，非常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加入我们。如果要给一点建议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敢于冒险，去着手研究有挑战的课题，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