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散、勤奋的牛津学生
近年来哲学方面的两个大部头都可以说是牛津大学的学者贡献的。一个是德里克·帕菲特的《理与人》，一个是安东尼·戈特利布的哲学史著作《理性之梦》。而在历史上，牛津大学的老师是不写书的，他们主要靠言传身教。牛津大学学者本杰明·乔伊特曾经说：“一个人在写出一本书之前，都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优秀。”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讨厌无用的学术”，另一方面是因为牛津大学一度是一个非常偏重教学的大学，许多导师甘于当“园丁”。曾经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学习古典学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回忆吉尔伯特·赖尔时曾写道：“他会给学生提出非常合理的建议，比如他建议学生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不要去读博士。因为你最好是日后写一本很短的小书，而不是早早地写一本很长的烂书。”
在牛津大学的官方网页上有一个“著名牛津毕业生”名单，学者中，20世纪有A.J.P.泰勒(历史学家)、钱锺书(学者和作家);19世纪有汤因比(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18世纪有爱德华·吉本(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约翰·洛克(哲学家)、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家);15～16世纪有伊拉斯谟(学者);13～14世纪有奥卡姆(哲学家和神学家)。
△ 左：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曾于16世纪初在牛津大学修读希腊文;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
牛津学术的兴盛离不开一些硬件。牛津毕业生简·莫里斯在《牛津》一书中说，牛津的学院传统上是围绕楼梯而不是走廊建设的，所以它们安静、私密，能让十来个人友爱地住在一起。有些学院的房间有两道门，如果有学生不想被打扰，他可以把两道门都关起来。学院里还会有一个带彩色玻璃的小教堂、一个古老的图书馆，一个墙上挂满照片、散发着汤的味道的食堂，可能里头还会有一个树木掩映、石墙保护下的花园。
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很好的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中央图书馆，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钱锺书把它译为“饱蠹楼”)。它是英国三个版权图书馆(另外两个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的所有图书，它们都有权免费得到一册。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博德莱安图书馆都想要，它选好后告知伦敦的版权代理，然后版权代理每两周用卡车送来一次。这个图书馆的结构特别复杂，以至于管理员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学会去哪里找一件藏品。馆内藏书只能阅览，概不外借，连国王都不能把书带走。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于闲暇，其实许多学问都是这样。德国记者彼得·扎格《牛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导师们经常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其目的是，把本科生从考试压力下解放出来，鼓励悠闲的研究。
最能反映牛津大学悠闲的，是万灵学院。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来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睡觉。
莫里斯写道：“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万灵学院很有钱，里头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员都很聪明、很有影响。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是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
但另一方面，牛津的老师又对学生严加看管，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尔·安南在《教师们》一书中说：“乔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乔伊特此后一直被生命浪费的幽灵缠绕着，认定他的学生们不该浪费他们的生命。乔伊特教会他的学生勤奋的秘诀和乐趣。”
乔伊特说：“读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得第一，而是为了人生而提升和强化品格。”他对一个学生说：“你是个傻瓜。你应该因为你的懒惰而感到恶心。考试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带来的力量感。”他说的力量是控制和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门整日整夜地开着，但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闲谈。
古老、开放的牛津
莫里斯说：“牛津是一座学术之城，学术渗透到了其大部分活动中，除了汽车制造业，稍微接受过一点古典教育的人都会把Mini-Minor命名为Minimus。牛顿、赫歇尔、富兰克林、亚里士多德和路德都有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有一条路叫逻辑巷。”
牛津大学一度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文学教育。爱德华·吉本年轻时在牛津度过了不愉快的大学时光，但他在那里精进了拉丁语水平，又开始学习古希腊语，还彻底掌握了法语文献和法文。由此牛津诞生了高级人文学科，又叫大课程(Greats)。牛津最著名的系科仍然是高级人文学科(名著)，学这个课程的学生要读四个学期，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学期，它仍吸引着许多最聪明的本科生。
莫里斯说：“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成了这所大学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理解罗马帝国，就能统治大英帝国。
“至今牛津仍然固守着古代的东西，认为没得到传统的认可，就将一无所成。古典学、神学和哲学仍然深深植根于牛津的性格，以致在教师休息室，更有可能听到他们在讨论斯多葛派的学说，而不是热力学。19世纪时，一位学生受到惩罚，老师让他对希罗多德的全部著作做一个摘要，掌握欧几里得的四部书，做出麦克劳林几何第一章中的所有例题，做圣保罗使徒书和最后100首希伯来语赞美诗的笔记，把夏洛克布道文第二卷的第九部分翻译成拉丁文。如果他真的完成了这些作业，他肯定也配得上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
前圣约翰学院政治学讲师詹姆士·皮安东说：“在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导师辅导课上，学生们无处藏匿自己的某些无知，而较之于其他教学制度，导师辅导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将学生置于一种延续而持久的学术压力下发展、阐述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牛津大学学者之所以成就斐然，跟它的开放密不可分。彼得·扎格写道：“牛津的名气很快就将全欧洲的大学生和学者吸引过来了。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99年访问牛津，在牛津待了三个月，参加过讨论会和学院节日。后来他在剑桥住了下来，虽然他一直更倾向于牛津，至少牛津人更这样相信。”
在现代哲学史上，牛津曾落后于剑桥，当维特根斯坦等人在研究语言哲学时，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还毫无影踪。牛津哲学教授们之所以后来能奋起直追，跟它的一位老师主导的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哲学家罗伯特·赖尔鄙视各种主义、学派和机械的党派忠诚。他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德国讲学时，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对他说：赖尔博士，我敬佩你的讲座，我乐意加入你的学派，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赖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对现象学感兴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出版时，他还写过一篇表示赞许的书评。
艾耶尔说：“我1929年到牛津，当了吉尔伯特·赖尔的学生，1932年获得学位。此后被任命为哲学讲师。上任前有几个月的假，我打算到剑桥去，在维特根斯坦门下做一段研究。但赖尔说，不，不要去剑桥，去维也纳。赖尔告诉我，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大致了解，但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却不甚了了，希望我去那里摸摸情况。
“我从1932年11月到维也纳，一直待到1933年春，我默然旁听，然后装着满脑子这类东西回到了英国。我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证明》。当时以赛亚·伯林经常和我会面讨论哲学问题。他建议我写一本书。于是我用18个月写了《语言、真理和逻辑》，出版时我只有25岁。牛津老派的哲学家们对它非常反感，事实上，它使我很难在牛津谋到教职。而战后这本书再版时，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轻一代为它而兴奋，把它视为一种解放。战前的牛津哲学史极其乏味，有一些老人，他们只对哲学史本身感兴趣，只对重复柏拉图说过什么感兴趣，并企图阻止任何打算说出新东西的人。我的书是放在这些人脚下的一个大地雷。反之，它在较年轻的人看来是个解放，使他们感到能呼吸了。”
扎格写道：“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小伙子们中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牛津古典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爱德华·弗伦克尔。
“自从华盛顿·欧文1831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后，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欧洲之行中都会在牛津停留。牛津主要是一个思维场所，而不是参观的景点，它是最有名的智慧和学识的源泉。”
牛津的老师们之间也经常展开交流和相互批评。诺尔·安南说，乔伊特翻译的《理想国》是他对学术最永久的贡献，多年来它是最流行的译本。作家乔治·艾略特和诗人阿尔加农·斯温伯恩(Swinburne)都曾住在他掌管的学院里。乔伊特让斯温伯恩看看他翻译的柏拉图对话《会饮篇》，当斯温伯恩对其中一句提出修改意见后，乔伊特会睁大眼睛说：“当然该这么改。你要是搞研究的话，肯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斯温伯恩在隔壁坐下来工作，乔伊特跟朋友谈话时，他会打断他们说：“又一个低级错误，院长。”乔伊特会一边关上门一边说：“谢谢你，亲爱的阿尔加农。”
阿诺德·汤因比是牛津大学学院派出身，他的巨著《历史研究》视野广阔、旁征博引、行文畅达、文字典雅，畅销一时，但是史学界认为他违反了历史学的纪律。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P.泰勒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在方法上与史学相距甚远，其目的根本不是要写历史”。柯林伍德说，汤因比所谓的科学史学仍不过是历史实证主义之重申，用近乎科学的实证方法把文明当作生物来研究，有旁观而无参与。汤因比的牛津后学特雷弗·罗帕更是对汤因比冷嘲热讽、大加挞伐，说《历史研究》不真实、反逻辑，他还说，汤因比把个人生活细节写入学术著作，过于自大。
△ 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为英国第二大图书馆
导师辅导课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艾伦·赖安说，经典的导师制教学是一种具有显著的牛津特色的教学制度，它非常适合于哲学、政治、文学以及历史等学科的教学，这些学科也都是牛津的强势学科。
巴利奥的老院长理查德·杰金斯没上过名校，也不是大学者，但他有一种发现聪明人的本能。是他最早以公开竞争的形式提供该学院的奖学金。乔伊特很自大，有一首讽刺的小诗中以他的口吻说：“我不知道的就不算知识。”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导师，有着启发学生的天才。他认识每个人，会用小本记下他的熟人的名字，他使巴利奥学院成了该校拔尖的学院，他的住所成了著名景点。在宗教上他是个异端，在教育上他是一位改革家，在社会事务方面，他积极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学生都敬畏他，据说他跟一位学生一起，一言不发地散步，走了好几英里，回到学院后他建议那位学生好好培养谈话的艺术。但他是个勤勤恳恳、慷慨的导师。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62级学生约翰·马林说，导师辅导课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批判能力。“在牛津，讲座和课堂只是甜点和看喜剧式的放松。”有普利斯顿的朋友抱怨说，学英国文学的学生要在一周内写一篇关于奥斯丁的论文，这可是要读六部小说以及一些评论和传记才能完成的。给学生布置超过他们阅读能力的任务，能鼓励他们迅速吸收材料、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能力是大学教育带来的最重要的智识益处。
历史学院士克里斯多弗·泰尔曼说：“导师辅导课是完全个别化的形式，它是分享思想的场合，既是一种社会交往，又是一种学术活动。学生进入导师的个人空间，导师就不得不接待学生，与之应酬。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成了导师的客人。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完全平等的，通常是面对面相向而坐。这种身体形式上的平等主义无疑有益于学术交流，即便这种形式并不一定能排除学术上的装腔作势。由于大多数导师辅导课都是在学院或系里的导师工作间内进行，因此当学生的眼睛扫过导师的书架、室内装饰、墙上的画、家居摆设以及房间内的混乱(或整齐)时，即使是最严厉的导师也是处于一种潜在地毫无防备的位置。虽然最糟糕的导师辅导课带有刻意营造的温和谦让，但社会交往和学术论争会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一节让人印象深刻的导师辅导课必须给学生以收获，这种收获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个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
艾伦·赖恩说，学生在翻开了导师指点他去读的第一篇论文后，会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论文的撰写。这种写作必然会让学生产生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消除已有的困惑，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它能使自己业已掌握了的知识沉淀下来，并发现自己还未曾探知的领域。优秀的学生在谋划他第一篇论文的三四天里，大概会经受一种混杂着思维迟钝的懊丧、百思不解的困惑及突然之间的顿悟。这种体验强烈又富有教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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