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很少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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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南

时间:2018-07-05

日前,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在12所高校试点建设一批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并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等以促进中国的高校建设及高校科技成果在京转化。

 

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国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问题彷佛如同梦魇一般困扰着国人。尽管新出世的“雄安大学”、“西湖大学”都标榜着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它们能否成功,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保持热切的关注与研究。数年前,陈平原曾在“大学五书”系列之《大学何为》中表示:

 

“国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执念很可能反过来阻碍中国大学的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教学优先的失落与提奖学术的困境。由于盲目的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硬性指标,教授们忙着申请各种项目而无暇顾及教学,学问做不好,项目却申请了一大堆。

 

如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倒不如先停下来想想: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标准是谁制定的?在我们自身的历史框架之内,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怎样磨合?”

 

 

即使现在大环境已有部分改善,但其中反映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世界一流的焦虑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现在又多了一个词叫“双一流”。

 

哈佛大学,已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代名词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

 

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

 

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故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

 

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因符合学校利益,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政府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

 

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

 

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所以,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

 

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这位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作者 | 陈平原 

来源 | 工业智能化(robo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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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国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问题彷佛如同梦魇一般困扰着国人。尽管新出世的“雄安大学”、“西湖大学”都标榜着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它们能否成功,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保持热切的关注与研究。数年前,陈平原曾在“大学五书”系列之《大学何为》中表示:

 

“国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执念很可能反过来阻碍中国大学的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教学优先的失落与提奖学术的困境。由于盲目的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硬性指标,教授们忙着申请各种项目而无暇顾及教学,学问做不好,项目却申请了一大堆。

 

如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倒不如先停下来想想: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标准是谁制定的?在我们自身的历史框架之内,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怎样磨合?”

 

 

即使现在大环境已有部分改善,但其中反映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世界一流的焦虑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现在又多了一个词叫“双一流”。

 

哈佛大学,已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代名词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

 

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

 

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故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

 

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因符合学校利益,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政府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

 

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

 

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所以,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

 

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这位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作者 | 陈平原 

来源 | 工业智能化(robo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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