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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留学生来说，失败的代价是不可想象的”
——《纽约时报》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印象究竟如何？土豪、学霸、还是有集体荣誉感？恐怕这些都不是......
最近《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文章“打醒”了很多中国学生，无论我们有多努力、上课多积极、多想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最终，我们都会被美国主流媒体贴上“抑郁症”、“害怕失败”、“恐惧自由”等标签。
都2018年了，在一些媒体人看来，我们脑袋后面的“辫子”还没有被剪掉。
《纽约时报》对美国教育体系有多自信？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原文中，中国留学生被形容成努力跳出中国教育体系，但却在美国博雅教育中深感无力的一群人。
文章开头首先引述了一名来自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生的生活现状：
“2015年，我开始了研究生生涯的最后一年，每天早晨醒来，我的心脏都砰砰地跳。在研讨班中，我支支吾吾地讲着连不成句的话，被我同这位同学讨论的声音覆盖。”
“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8年，但我仍然在研究生院中感到孤独。
每天都要用第二语言阅读大量的文献，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北京的朋友联系，导致关系紧张，所有的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叠加在了一起。”
该名留学生还回忆，在他的周围，和他一样情况的中国学生还有很多：
缺课，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体活动几个月，用忧郁的形容词写成的冗长Facebook帖子。
但接下来，《纽约时报》将这个数据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他们有多少？
“2016年，有54.45万中国人在国外留学，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仅在美国就有32.9万。
对这些学生来说，这个机会是建立在数不清的课后美国标准化考试准备课程上的，它意味着从无情的中国教育体系中解脱出来。”
《纽约时报》认为成功“逃离”的背后也有难以承受的代价，援引耶鲁大学2013年的研究：
中国留学生45%有焦虑症状，29%有抑郁症状，而美国本土学生患有焦虑和抑郁的比例仅12%。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学生如此焦虑呢？
《纽约时报》接着又分析了两点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教育长期以来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让中国学生很难接受美国的博雅教育体系。
“中国留学生承认自己在国外留学经受的挑战，比如说语言与文化差异。尽管很多中国学生听过博雅教育，但他们常常对它的严苛要求感到意外。
很多中国人在学业中以结果为导向，这种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强调分析过程和辩证式思维的教育体系”。
但也有留学生并不赞成《纽约时报》如此鼓吹美国教育：
“在美国本科阶段，存在很多以结果为导向的学习。
比如说地理，历史这些人文学科，都要求记忆和背诵，考试的时候还要考美国总统的姓名和美国各个州的名字。
其实，说实话，很多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总统姓名和地理位置都不清楚。”
紧接着，《纽约时报》分析了令中国留学生感到焦虑的第二点原因——恐惧失败的代价。
文中指出，很多中国学生背负着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太大压力，他们根本无法面对“学术自由”所带来的美好未来。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观念是，将人生前景和自我价值与学业成绩几乎划上了等号，他们不敢考虑失败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也有来自家庭的经济因素让留学生无法承受失败。
“很多中国留学生是全额支付学费，一年的开销是在五万到六万美元之间，大约是中国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积蓄或出售房产才够送孩子出国留学”。
《纽约时报》特意指出这是中国留学生的普遍情绪，中国学生总是在担心他们的学业是否配得上工薪阶层父母为他们支付的学费。
“最近的统计数据也不大可能让这些学生感到安慰：
据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9月份联合发布的报告称，80.5%的海归月工资低于1500美元，他们的平均工资仅仅略高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
但问题是，美国大学高昂的学费并不是针对中国学生，就连美国部分本地人也都要贷款念书，毕业后努力工作还贷。
因为中国学生普遍在学习上努力，就要被贴上对未来”焦虑”的标签？
或许，《纽约时报》说出了部分事实，但却代表不了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
在美国鼓吹博雅教育、支持文化多元的同时，却仍然在输出同样的价值观。在很多中国学生眼里，“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人生仍然可以创造无数的可能。
千人千面，留学生并不是只有一类
尽管《纽约时报》报道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但那真的就是留学生的全部吗？
杜聪，或许有人没听过他，哈佛大学毕业，29岁成为银行副总裁，有着主流社会所定义的“成功”。
但是，在他人生即将步入30岁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千万年薪，开启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和认可的事业——救助农村艾滋病患儿。
包括杜聪的父母都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他的这个决定还要从河南考察说起，杜聪说：
“你能想象那么那个画面吗？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而病危的人”。
杜聪那时候见到的，才只是“艾滋村”中的一面，更令人震惊的是：
很多户人家的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瘦骨嶙峋的生命，发烧、溃疡、腹泻、痔疮、疱疹，最后都没有尊严地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常有的事。
有户人家，为了盖房子去卖血，全部染上艾滋病，六个兄弟姐妹死了五人，最后一个奄奄一息。剩下一群孙子需要照顾，老人只能天天去搬运砖头赚钱。
他用之前的积蓄和筹资，深入各地救助艾滋孤儿，第一年救助127人，第二年救助400人，累计资助河南、安徽、云南等10省2亿元，救助2万名艾滋遗孤。
也正因在关注艾滋遗孤方面的突出贡献，杜聪获得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写在最后
《纽约时报》的报道或许戳中了当下留学生的一些痛点，但我们更应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留学生群体——
他们没有被所谓的“美国教育”吞噬，相反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们有探索世界的心，我们不是脆弱、焦虑、逃避现实的留学生”。
“那些我们一直惴惴不安又充满好奇的未来，会在心里隐隐约约觉得它们是明亮的。”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稍后会有顾问老师反馈评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