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 周成刚：今天的孩子为什么依然需要出去看世界？

1400年前的大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上，波斯商队与中原学子擦肩而过。就在这样的开放氛围中，玄奘法师踏上西行之路。他穿越八百里流沙时，水囊打翻仍坚持前行；翻越雪山时，半数随从冻毙，却始终未改求法初心。耗时四年抵达印度那烂陀寺后，他不仅潜心研习佛经，更与波斯、阿拉伯学者辩论交流，最终带回657部佛经，译出1300多万言经文。这些译著不仅化解了佛教内部的教义分歧，更将印度逻辑学、语言学引入中原，“刹那”“因果”等舶来词汇已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说：“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玄奘主动汲取外来文明的勇气，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这种开放不是被动接纳，而是如唐太宗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主动拥抱。

明代永乐年间，郑和率领200多艘舰船、2.7万人七下西洋，足迹遍布印度洋30多个国家。船队带去的丝绸被波斯贵族视为珍品，青花瓷在东非城邦成为权力象征，水稻种植、瓷器烧制技术等惠及诸多沿途百姓；同时船队带回的非洲长颈鹿被视为“祥瑞”，阿拉伯天文仪器革新了中国历法，东南亚香料丰富了传统饮食文化。这种双向交流勾勒出“天下观”的雏形——世界是多元文明共生的共同体。

可惜的是，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阻断了这一进程。当欧洲蒸汽机轰鸣时，清廷仍在八股文中打转；当美国铺设铁路网时，清廷还在争论“铁路会惊动山神”。这种封闭将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使中国逐渐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科技突围：从跟跑到并跑的加速器

近代中国的觉醒，始于对科技差距的痛切认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省，让清廷猛然发现：日本已能造千吨铁甲舰，而清军舰船仍依赖进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李鸿章积极推动首批留欧学生学习造船与驾驶，严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877年，严复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不仅学习舰船技术，更常旁听议会辩论，观察司法运作。他意识到：“西方之强不仅在船坚炮利，更在制度与思想。” 回国后翻译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唤醒国人，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火种。

甲午海战惨败，彻底击碎“自强求富”的幻梦。1896年李鸿章访美，面对纽约的摩天大楼感叹：“我大清何时能有此钢铁森林？”这种震撼推动了庚子赔款后的留美潮，梅贻琦、竺可桢等学者正是这一时期的留学生。

茅以升24岁获康奈尔大学博士，拒绝美国高薪回国。1934年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他用“沉箱法”破解钱塘潮难题，建成中国首座自主设计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抗战时为阻日军，他亲手炸毁大桥，在日记中写道：“桥虽毁，技术与精神永存。”

钱学森的归国路更显悲壮。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36岁成为麻省理工最年轻终身教授。1950年想回国时，被美国软禁五年，最终用香烟纸写求救信辗转传回国内。1955年归国后，他白手起家研制导弹，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空白，坚定地说：“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 正是这样的留学人才，让中国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两弹一星”突破。

民族复兴：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引领

1919年，蔡元培在法国雷诺工厂发表“劳工神圣”演讲，点燃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周恩来在哈金森工厂制作轮胎时，手指被橡胶水腐蚀仍坚持撰写《旅法通讯》；邓小平在钢铁厂轧钢时，省吃俭用购买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毅因组织华工罢工被开除，却更坚定革命信念。

聂荣臻后来回忆：“在法国不仅学到知识，更在巴黎公社墙前明白了革命力量。”

这场运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领袖，更让“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理念生根发芽，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

今天的留学已从“精英专属”变为“大众选择”。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1978年，我国选派出国留学人员仅860名，而2019年，超过70万人出国深造，目的地扩展到全球。202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际团队研发的超高层消防无人机获金奖，成员来自5个国家：巴基斯坦的控制算法、中国的传感器技术、斯里兰卡的抗风设计，在协作中融合成创新成果。这印证了全球化时代的真理：深度国际合作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立足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未来坐标：人工智能时代的文明对话

ChatGPT引发的科技革命，让留学价值有了新内涵。深圳石墨烯研究院冯冠平团队，整合美国西北大学的制备技术与国内产业需求，研发的理疗产品获欧盟认证，年销售额突破亿元。这种“海外技术 + 中国转化”的模式，正是留学价值的新体现。

更重要的是，留学培养“全球公民”意识。202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留学生研发的农业无人机，专为斯里兰卡丘陵设计：模块化结构让成本下降60%，离线作业适应信号薄弱地区，操作界面加入僧伽罗语方便农民使用。该技术不仅让当地粮食稳步增产，更推动制定首部行业标准，将中国的技术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这种“技术输出+文化输出”，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留学生既是技术学习者，也是文化使者。他们在牛津辩论会上展现中国逻辑，在东京社区活动中传播春节文化，在非洲支教时分享杂交水稻技术；同时把意大利设计美学、日本精益管理、以色列创新思维带回中国。这种双向流动，让文明在互鉴中更具活力。

从玄奘到当代学子，“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带回来”。今天的孩子走向世界，不是为了脱离祖国，而是为了带着全球视野建设祖国。当他们在剑桥实验室探索基因编辑，在里约热内卢参与生态保护，在迪拜设计智慧城市时，正在书写文明互鉴的新篇章。这种跨越国界的视野与担当，终将助力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