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留学时，在努力学习的过程当中，马郅杨发现，即便他还能勉强承受大强度的课业，但是也越来越不能忍受他的从美式教育体系出来的导师。“甚至连他过的时间，都是美式的。”马郅杨经常在夜晚11点或12点接到导师的电话，而在上午，他根本不能找到导师的人。“他的每个电话，都是在问我，研究课题有没有进展。”
“我的老板在不断地Push我。”马郅杨这样说。他已经习惯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他觉得，他的导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就像领导对待下级一般。
他的老板，甚至把这种Push强行添加到马郅杨自由控制的假期时间里。很多次，在放暑假的时候，马郅杨准备回老家成都的前一晚，导师都会打电话给他，给他布置回家这一周的任务，并且说：“我们来开个会，今晚不谈完这个内容，我不准备睡觉，你睡吗?我希望你也不睡。”
那已经是无数个通宵中的其中一个了，尽管那一次，时间是在暑假，尽管第二天早上，马郅杨还要赶回成都。
这种天天电话督促、强迫式的教学方式，让来自内地的马郅杨觉得不被尊重了。“我感觉他怀疑我的能力，怀疑我的自主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马郅杨用了“羞辱”这一词，他觉得自己形容得并不过分。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你不够努力，就会被淘汰。马郅杨曾经美好的预想幻灭了。他在想，跟着这样的一个老师，并且在自己很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毕业，毕业后能不能在学术圈里站得住脚。
港科大是所年轻的学校，很多东西都在实验，那种北美式教学的变形，在香港存在一个匹配的问题。匹配得好，就会比北美的模式更有效率，当然，代价是，有些匹配得不好的，就会被牺牲掉。
马郅杨认为自己是这个实验的牺牲品。
尽管在20年间升至亚洲排名第一，但是在马郅杨看来，港科大有些急功近利。作为底部的承受者——学生，马郅杨有最深刻的体会。他知道，港科大的导师，压力也是很大的。
在港科大，衡量导师水平的国际标准在很多西方国家的一流高校看来都十分苛刻。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在国际排名15名以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
“为什么这个难呢，因为每一篇的审稿过程，平均来说，要有一年半，就是你投出去以后，发表出来，要有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你还不一定每篇都被接受，接受率只有不到5%。”而这样，导师的强大科研压力就转嫁到每个学生身上。
这种不断的来自于学业和导师的Push，终于把马郅杨逼到了悬崖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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