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博士说，中国学生就像一个有待破译的代码：“我们如何找到他们?我们怎样录取他们?”他说：“这让我彻夜难眠。”
2012年新学年开始了，数十名新生涌入美国特拉华大学学生中心大厅。许多人穿着时髦的破洞牛仔裤和鲜艳的运动鞋;有一半的人安静地玩着智能手机，其余的新生则在热烈交谈。然而，对于一个不精通普通话的人来说，偷听这些谈话很困难。因为除了一个像丢了魂似的哥伦比亚学生，其他人都来自中国。
范逸苏便是其中之一，6个小时前，他从上海飞来这里。兴奋的他彻夜未眠，来英语语言学院报到。与其他特拉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这位同学是被有条件入取的，在他成功完成一项英语课程后才能开始大学课程。
他打算主修金融，毕业回国后为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戴着时髦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一条刻有中国龙的护身符。他说他选择离家7000英里外的大学读书是因为“美国人的教育非常好”。
这种观点在中国流传甚广，这也是近三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翻了三倍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了4万人，成为了美国高校最大外国学生群体。虽然其他国家如韩国和印度，多年来向美国输出了大量学生，然而中国申请人数的突然上升还是引起了大学的震惊。其中，能够提供特殊英语课程的大型公立大学特别欢迎国际学生。像特拉华大学，中国学生的数量从2007年的8人激增到2011年的517人。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国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家庭，付得起全额学费。乍看之下，这不但是那些面临预算削减大学的天赐良机，还是中国学生接受更好教育的福音。然而，在深入观察之后，两者面临着棘手的磨合问题。
美国高校追求自身多样性，渴望扩展其国际性，于是就匆忙在中国招生。而中国高考竞争激烈，在此情况下，欣欣向荣的留学中介掀起了美国留学的浪潮。不少美国大学官员和顾问表示，他们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捏造的入学申请，这意味着不管是留学中介代写的申请信还是学生的英文成绩、口语能力都存在着疑问。刚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大学，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分辨优秀的申请人和造假的申请人。
英语能力有限的学生试图在课堂上跟上讨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还是和他们的美国同学不在一个级别。一些教授说他们不得不改变授课方式。
中国学生通过中介进入美国大学
唐文婷，是特拉华大学国际贸易管理专业大三的学生。她非常爱笑，喜欢听红衫军乐队和OKgo之类的摇滚。“非常非常搞笑”又“非常非常严肃”是她在脸谱(facebook)上的自我描述。据她讲，刚申请特拉华大学的时候，她的英语非常差，但如今她已经能够自信流利地接受采访。
这位同学在上海念的高中，开始没有想过要申请特拉华大学，特拉华大学是一所有2.1万名学生和副总统约瑟夫·拜登等杰出校友的公立大学，申请的通过率约为50%。
因为这位同学的母亲希望女儿在美国念大学，在考察了十几个留学中介，并耐心听了他们的承诺和成功案例后，母女俩最终选择了一家中介。该机构针对这位同学的条件，提出了申请特拉华的建议。
中介负责帮助这位同学填写申请，提供整个流程指导。因为她的英语还不能写申请信，这家中介的职员，收了她4000美元，用中文向她提问后写了一篇申请(英文考试辅导费额外收了3300美元。)
现在她能自己用英文写作了，现在早已记不清申请书写的内容。但她最后被录取了，在开始学习一年级课程之前，她读了半年英语课程。不管方式如何，她享受校园生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至于让人代写她的申请，她认为这是个现实的决定：“那时候我的英语不像现在这样好。”
据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大学招生期刊上的一份研究统计，大部分进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会求助于留学中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留学中介在将中国学生送出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美元在中国被禁止，只有中介能够保证支付学费所需货币。申请专家自称他们能提供一项重要服务，即引导申请流程看起来像外国那样行事。中国学生常被留学要求的课余活动和一篇个人论文所困扰。
虽然大多数中介机构在申请过程中循规蹈矩、光明正大，但也有一些机构从事欺诈行为。北京一所高中的管理人员接受采访时说，中介伪造该校信笺以伪造成绩单和推荐信。
堪萨斯州立大学国际招生部主管詹姆斯·刘易斯称，他曾经收到明显来自一家中介的一堆申请，由同一个银行户头收费，虽然学生来自几个相隔甚远的城市，但五份申请中的三份成绩是相同的。
Zinch是美国最大的录取梦校网站，拥有2000所本科和5000所研究生院以及总额高达100万美元的奖学金数据库的详尽信息。2010年，该网站的中文版发布了一份基于250名准备赴美的北京高中生、他们的父母以及数十家中介和入学顾问机构的调查报告。报告总结到，90%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错误的推荐信，70%的个人论文由他人代劳，50%的人篡改了高中成绩，10%的人列出了他们从未得到的奖励和成绩。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赴美留学，“申请欺诈潮”愈演愈烈。
Zinch网站主席兼该报告的作者汤姆·梅尔彻说：“这绝不仅是无良中介机构提供造假服务，还是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天的大学生都是家中的唯一子女。他们的新富父母们很可能还包括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他们的未来规划上投入巨大精力和金钱。
中国留学生难以融入美国大学
中国的应试教育迫使学生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高考上，高考是中国学生能否在中国大学赢得一席之地的唯一决定因素。所以对那些想在美国念书的学生而言，在SAT、托福以及其他英语测试上花费几个月苦学，是很有成就感的。
爱荷华州立大学招生部副主任柏崔西·帕克，招收了超过1200名中国学生。她记得，曾有学生自豪地告诉她，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记住了上万个词汇，如何照本宣科地记住答案并作出正确解答。
她曾见过有条件录取的学生在一个暑假的学习后，总分120的托福成绩增加了30至40分，尽管他们的英语口语没有明显改善。“他们不觉得这么紧张的考试准备有问题，”她说，“他们觉得目标是通过测试。他们为测试而学，不是在学英语。”
帕克打算联系负责托福的非营利组织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在招生季节隔日调查可疑的分数。像很多教育家那样，她希望看到变化使得考试变难。
2011年，堪萨斯州立大学秋季学期，几个中国学生出现在课堂上，他们被发现和几个月前参加托福的身份照片不符。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说，他们已经采取了额外的措施，比如收集笔迹样本以减少学生雇佣他人中途休息后悄悄进来替考的机会。一旦发现作弊，教育服务中心的做法是取消成绩。堪萨斯州立大学就惩罚措施未发表评论，但已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处理托福作假的政策。
差不多同一时期，在特拉华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报到当天，英语语言学院主管斯科特·斯蒂文站在剧院的舞台前。他后面的大屏幕上是一张两个白人大学生坐在课桌前的照片。照片上，一名男同学俯身看着女同学的卷子。“我们是新人，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欺骗!”斯蒂文博士警告中国学生：“你们都很聪明，用这份聪明做自己的卷子。”
斯蒂文博士自1982年起就在语言学院工作。由于过去几年语言课程的扩大，学院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主楼，教室扩展到了校园主要活动区国际连锁薄饼屋的后面。
观察斯蒂文博士一天的工作过程，明显他是一个有干不完的活的人，同样，他为他的学院自豪，他关心学生们。他向所有学生公开手机号，告诉他们如果需要，在任何时间给他打电话，甚至是午夜。斯蒂文博士坦言，特拉华面临着中国学生人数从8名到500多名的挑战，防止抄袭成为议程上首要关注的问题。
“与随机选择美国室友共同生活不同，”斯蒂文博士说，“一些中国新生在支付了必须出的住宿费之后，还坚持在校外租公寓，这违反了校规。”他还说，中国学生很少参加学院的自愿活动。在2011年夏天一次聚会上，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400名学生的，其中只有10名来自中国。而且，中国学生经常调课以便和他们的同乡一起，而不是呆在学生顾问选好的课上。
珍妮弗·格雷根·帕克斯顿是这些顾问中的一员。她说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礼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学生经常带给她和其他教授们一些小礼物，以表示他们的礼貌;前几天她收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条丝巾。她对他们想腻在一起并不惊讶。“虽然有想改变自己课程安排的学生，”她说，“但他们不一定会得到积极的回应。”
去年秋天，肯特·皮埃尔教着中级会计学的35名学生，其中17个来自中国。在几个星期后，非中国学生中只有3个留下。为什么美国学生逃离了?“他们说课堂太安静了，”自认自己是上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风格的皮埃尔博士回忆道，他完全支持校园多样性，但他也同意，“这是相当致命的。”
在亚洲的很多学校，大量的课堂讨论是反常的。毫无疑问，皮埃尔博士指出，如果你把美国人放在中国的课堂上，他们将看起来像是“话匣子”。
美国大学作出改变适应中国学生
尽管有着截然不同的学习风格，特拉华大学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和其他学生几乎是相同的。或许，这部分反应了中国学生充分的定量分析能力，使他们在偏数学且英语不那么重要的课程上占得先机，如商务和工程。
但有一些教授表示，他们不得不改变教学方法来适应学生。皮埃尔博士在监考时，会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书放到教室前面来防止作弊，而在他之前的二十年特拉华生涯中从没有采用过这样的预防措施。过去，他要求学生在每学期做两到三次报告演讲，现在，他只要求他们做一次。
如果说教授在挣扎努力理解学生，反过来也是一样。马大这位同学在特拉华语言中心学习“桥梁”课程，这意味着尽管他还没有完成语言课程，但是他的英语足够好到能够开始一般课程了。这位同学从小就梦想到美国上学，他特意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学术状况。“我们那里都抄袭，没有不抄的，”这位同学说。“我们能够花两小时写出一份25页的论文，然后得到A。”
这位同学在特拉华大学第一堂正式课，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介绍。然而在开课的几周后，他仍然因为语言障碍而感到紧张。“我可能明白了70%，”他说，“但我不能理解老师所说每个词汇的意思。”很多来特拉华的人都能够在几个月内完成英语课程，但结果却花费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语言学院，为每八周的课程支付2850美元。
大约有5%的语言学院的学生在他们的一年级课程开始之前退学。特拉华中国学生会前主席张成坤称，理解那些沮丧并回国的学生。“好几个学生跟我抱怨，”他说，“觉得英语语言学院课程除了从他们口袋掏钱外没有意义。”
美国大学难觅合格中国留学生
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是特拉华大学“成功之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发起人是校长帕特里克·哈克。哈克博士五年前来特拉华就任时，整个学校的新生中，不到1%是国际学生。他有外国学生课堂的第一手资料，因为他每年都带一门新生课程。“他们是非常好的学生，努力适应美国习语和美国文化。”他说。
哈克博士知道，来自中国的申请真实性存在问题。他指出，不只是特拉华，那是很多大学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哈克博士否认学校在中国扩大招生是为了钱。“新泽西州的学生也要付钱，”他说，“我们确实是出于多样性的考量。”
尽管如此，特拉华大学的国际本科生的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学招生部负责人路易斯·荷斯表示，他正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平衡，试图打开中东和南美市场。他说：“不能否认，对那些想快速走向全球的大学来说，最天然的招生地就是中国。”
俄克拉荷马州基督教大学决定招收国际学生时，曾专门派遣了三个招生人员到中国。该校国际部主任约翰·奥斯本称：“中国市场是我们的目标。这所2007年才开始招生外国学生的大学，目前有250海外大学生，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事实上，美国大学打开招生大门，持续招收中国学生的行为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2011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近2900份本科申请;曼荷莲学院(美国一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的中国学生可以构成整个一年级;同年秋天，在北京举办的美国大学博览会吸引了3万多人。
如此巨大的市场也导致了引导的困难和艰巨。虽然许多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长期建立着联系，且提供研究生渠道，但大部分都没有与中国高中建立牢固关系。如果只有少数非常优秀的学生出国，招生人员将很容易从这些少数精英中选拔录取。但现在，他们必须熟悉在成千上万潜在的学校中，找到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一年只访问中国一到两次的招生人员来说这是很艰难的。
包括特拉华在内的一些大学，都聘请了海外代理。这种办法在美国国内招生中不被许可。虽然代理商作为大学的代表，会在大学博览会进行营销和征求申请，但他们没法保证高校知道申请的来源以及学生的成绩和分数的真实性。
目前存在着一种的顾虑，很多美国大学还没真正弄明白中国就开始进入中国招生。不久前，美国某著名大学教务长主动联系Zinch网站的主席汤姆·梅尔彻，表示想招收250名中国学生。当问及原因时，教务长回复说，因为他的学院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了填补它，他告诉梅尔彻先生，大学需要额外付得起自己费用的学生，而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我可以认为，是预算紧缩推动了国际化的急行军吗?”梅尔彻先生说，“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
在特拉华，管理人员正在尝试新的策略。他们启动了一个将中国学生、其他国际学生和导师结对的程序，以便助其更好地向美国学术生活过渡。此外，英语语言学院给那些课堂上有中国学生的教师们开了讲习班。其他学院也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教学方式。
同样，不少学校想出了办法来改善录取过程，包括面试申请人，以了解他们的实际英语能力和探究他们在测试分数以外的学术背景。
少数学校，包括弗吉尼亚大学，由校友和学生面试未来的学生，不管是在居住地所在城市还是通过Skype。这些变化受到了一些当地教育家的欢迎。还有一些大学，在中国开设办事处或选择聘请专门机构来评估审查学生成绩单。
然而，在海量的申请人数之上，面试和全面评估每个申请人，将是一个庞大而昂贵的事业。
像史蒂文斯博士这样，近三十年一直在处理国际学生事务的官员来说，中国学生就像一个有待破译的代码：“我们如何找到他们?我们怎样录取他们?”他说：“这让我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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