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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相关的争议正在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力量站出来，呼吁 “让书籍保持本来的样子”。在一年一度的禁书周期间，芝加哥大学学者 Dulcey Hunter，围绕这场有组织的文学审查浪潮，以及课堂开放对话的价值，分享了她的观察与研究。
Dulcey Hunter 在 11 年级英语课上第yi次读到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这本书讲述少女佩科拉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一直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眼睛，也是常年受到质疑、被要求下架的作品之一。Hunter 说，这部作品不只是文学作品，文字里沉重却充满力量的故事，改变了她作为读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她也是芝加哥大学首位研究禁书主题的博士后研究员。
美国图书馆协会持续记录各地书籍受到挑战与封禁的数据，去年的数据达到历史第二高。在被提出质疑的书籍里，接近四成作品讲述 LGBTQIA + 群体与少数族裔的真实生活经历。
面对持续增多的书籍限制诉求，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启动相关项目，搭建禁书馆藏资源，支持围绕禁书影响开展学术研究。Hunter 加入项目之后，将拓展博士阶段的研究，从创伤知情的视角，研究文学审查带来的各类影响。
按照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定义，封禁，指因为个人或群体反对，直接把图书从馆藏中移除；而书籍质疑，仅仅是试图移除或者限制读者获取这本书。
限制的形式多种多样：把图书转移到图书馆其他区域、添加带有偏见的内容警示标签、要求家长许可才能借阅，或是直接从书架、馆藏目录中将书籍撤下。
根据 Hunter 引用的数据，2025 年里，92% 的书籍质疑诉求来自压力团体、政府官员与各类决策者，属于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仅有不到 3% 的诉求来自普通家长个体。
放到校园场景中，教材封禁有时意味着直接不再讲授这本书。更多时候，它带来的是阅读选择权的缩减。教师失去教学内容的自主话语权，无法基于专业判断挑选课堂文本。
审查带来的威慑效应同样值得重视。模糊的禁令条文，会让老师自发进行自我审查。很多教育者出于职业压力，担心遭遇追责和舆论攻击，主动避开争议文本，只选择稳妥安全的读物。
Hunter 拥有超过 20 年佛罗里达州语言艺术教师经验，2001 年正式走上讲台。她的博士论文，通过深度访谈，记录中学语文教师经历的创伤故事。研究发现，创伤会打破人原有的认知框架，不只是一次性事件，还会通过记忆与叙事，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持续产生影响。很多英语课堂研读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包含创伤描写，而这类书籍，恰恰是审查行动的主要目标。
在访谈中，参与调研的老师们提到，课堂应当留出开放空间，让师生共同直面人类经历里沉重复杂的部分。刻意回避、假装苦难不存在，反而会造成更深的伤害，如同抹去一部分人的痛苦，否定他们经历的真实性。文学的价值，是帮助读者走进他人的生命体验，拓展看待世界的视角，培育共情与理解。
书籍封禁风潮，往往伴随重大社会变革与政治波动出现。2020 年代初，大量聚焦种族、系统性种族问题的书籍遭到挑战，时间恰好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社会运动重叠。而随着社会对性别身份议题讨论越来越多，涉及 LGBTQIA + 身份叙事的作品，也迎来更多限制诉求。
这类行动，很多来自对人口结构、文化变迁感到不安的传统力量。数据显示，在竞选周期、政治竞争激烈的地区，禁书诉求会明显上升。不少议员、候选人将禁书议题作为象征性政治手段，用来动员选民。
政策不只是口头表态。当地方法规以削减经费、解聘、吊销执照甚至刑事追责向教育者施压时，机构会快速执行撤书操作。即便部分法案最终没有落地，它造成的影响已经形成。
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阶段，Hunter 会继续调研曾经讲授争议书籍的教师，探讨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和图书审查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依托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与自由探究表达论坛，她还会推出系列活动 “Banned and Brilliant”，每月挑选一本曾遭受质疑或封禁的书籍，解读作品价值。而《最蓝的眼睛》，会作为这个系列的开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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