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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第七区的圣纪尧姆街（Rue Saint-Guillaume），是一条不起眼的窄巷。没有恢弘的校门，没有草坪上晒太阳的学生，甚至连一块显眼的牌匾都欠奉。如果你匆匆走过，很可能把它当成某家政府机构的侧门，或者一栋安静的旧公寓。但就是这条街上的几幢灰色建筑，一百多年来，见证了这个国家无数政治风云的起点。
这便是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主校区。法国人更习惯叫它“Sciences Po”——发音时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利落。它不像哈佛有红砖墙，不像牛津有尖塔，它藏在巴黎左岸的石头房子里，像一位穿灰色夹克的知识分子，手插口袋，眯着眼睛打量世界。
从一个人的愤怒开始
故事得从1871年说起。那一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败给了普鲁士，拿破仑三世下台，巴黎公社的血迹还没干透。整个法国精英阶层陷入一种集体的焦虑：我们怎么会输？我们的外交官怎么如此迟钝？我们的行政官员怎么缺乏远见？
在一片懊恼声中，有一个人特别坐不住。他叫埃米尔·布特米（Émile Boutmy），是一位政治学家、法学家，年纪不大但脾气不小。他认定法国的失败不光是军队的问题，更是精英培养的失败。当时的法国大学——尤其是法学院——在他看来过于僵化，教条堆砌，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未来的外交官、高级公务员们在课堂上学的是罗马法、古旧条文，却对现代国家的财政、国际关系、社会组织一无所知。
布特米做了一件后来很多人想做却没做成的事：自己办一所学校。1872年，他联合了一批自由派学者和政界人士，成立了“自由政治科学学院”（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这名字里的“自由”二字，既是相对于公立大学而言，也暗含了一种精神：不受教会控制，不受政府摆布，专注于“当下”的政治与社会研究。
这所学校一开始只有几十个学生，课堂就设在布特米自己家里。上课不讲经院哲学，而是讨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普法战争之后的欧洲格局、英国的议会制度、美国的联邦制、法国的行政改革。学生被要求阅读报纸、分析数据、撰写外交备忘录。这在当时的法国教育界，算是异类。
但正是这种“异类”，吸引了后来那些想进入国家治理核心的年轻人。到19世纪末，这所小小的学院已经成为法国外交和高级文官体系的一个隐秘输送管道。许多毕业生进入外交部、内阁、殖民地管理机关。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想在巴黎找到一份体面的政府工作，先得去那条窄街上的某间屋子里坐两年冷板凳。”
两次战争之间的黄金时代
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虽然赢了，但代价沉重。年轻一代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仅仅靠直觉和家族关系已经不够用了。国际联盟的成立、欧洲边界的重新划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冲击——这一切都需要更系统的知识工具。
正是在这一时期，Sciences Po确立了它在法国高等教育的独特位置。它没有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而是保持着小型精英学院的面貌。入学需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考试，课程设置大量引入经济学、社会学、当代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学。教师队伍里有不少是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人物——部长、大使、宪法委员会成员。学生课堂讨论的东西，第二天就可能出现在外交部的电报里。
有意思的是，这所学校也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其批评者的人。比如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年轻时在Sciences Po读书，成绩平平，但深受当时左翼思潮影响。他后来回忆说，学校教给他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对权力逻辑的理解”——这种理解让他后来在政治上既务实又善于迂回。当然，密特朗也曾私下吐槽过学校的保守气氛，说那里“像一座为未来长官们修建的修道院”。
1945年的大改造：从私立学院到“大校”
二战结束后，法国需要重建国家体系。戴高乐临时政府对旧有的精英选拔机制不满意。1945年，一项重要的改革出台：Sciences Po从一所私立学院被整合进一个更复杂的体系。一方面，它成立了国家行政学院（ENA）来专门培养高级文官；另一方面，原来的Sciences Po本身被改组为一所“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并归属于公立大学体系。但它的招生方式和教学风格仍然保留了相当的自主性。
这次改革后，Sciences Po开始承办一个重要的入学预备课程，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Sciences Po Prep”。全法国最有志向的高中生会花两年时间准备这所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不光考知识，还考一种“法国式思辨”——给你一个社会现象，你要能迅速建立分析框架，引用理论，提出有见地的观点。
到了20世纪60年代，Sciences Po的学生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他们穿深色西装，拎皮公文包，说话带着一种经过训练的清晰。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很容易认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戴校徽，而是因为他们坐在角落，一边喝浓缩咖啡，一边和同学模拟外交谈判。这种场景被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男性，女性》里略带讽刺地记录过：那些年轻的面孔，过早地学会了成熟。
1968年的冲击波
1968年五月风暴席卷法国时，Sciences Po成了风暴眼之一。学生占领了圣纪尧姆街的校舍，批评学校的“精英主义”“脱离群众”“为权力阶层服务”。校内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有的学生主张彻底废掉入学考试，向社会开放；有的教师则认为学校应该保持学术标准，不能向民粹让步。
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微妙的。学校没有像巴黎大学那样被彻底拆解，但也做出了一些调整：1970年代开始，Sciences Po逐步引入更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增加了社会学、人类学、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此外，学校也开始思考如何扩大生源的社会多样性——尽管这个进程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显得相当缓慢。
一个有趣的花絮：1968年占领期间，有些学生翻墙进了校长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列有未来外交官候选人的名单，当场宣读并嘲笑上面的名字。这份名单后来被证实纯属虚构——是某位秘书为了开玩笑放在抽屉里的。但那届学生后来回忆，他们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在推翻一个旧世界”。而那位秘书，据说是某位教授的妻子，一生都对这件事笑而不语。
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校长
在Sciences Po的历任校长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拉乌尔·德·瓦勒（Raoul de Roussy de Sales）？等等，名字不对。应该是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不，更传奇的是另一位：米歇尔·让（Michel Gentot）？其实都不是。我要说的是理查德·德库安（Richard Descoings）。
德库安在1996年至2012年间担任Sciences Po的校长。他的上任本身就是一件怪事：他并非传统的政界或学界大佬，而是学校内部的年轻教授，当时才38岁。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本人没有上过大学——他没读过任何一所大学的本科，而是通过法国的特殊途径（国家行政学院）获得了教育背景。这在以文凭著称的法国精英圈里，几乎算是一种冒犯。
但德库安做了一件改变这所学校命运的事：他推动了“社会多样性计划”。简单说，就是从法国一些教育薄弱的地区（往往是移民聚居的郊区或偏远乡村）招收学生，免除入学考试，改为材料审核和面试。这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校友写信抗议，认为“这会让Sciences Po变成二流学校”。德库安的回答很直接：“如果一所政治学院只招收巴黎十六区（富人区）的孩子，那它有什么资格教别人治理国家？”
这一改革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到2010年代，Sciences Po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比例从不到10%上升到接近30%。当然，这一数字仍然不算高，但相比过去已经是显著变化。德库安在2012年因意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延续了这一政策。今天，Sciences Po的招生方式已经变成多元化的复合模式：既保留竞争性考试通道，也开放申请审核通道，同时还有面向国际学生的专门程序。
今天的Sciences Po：一所“不像学校”的学校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今天的圣纪尧姆街校区，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种奇特的空间感。建筑内部是迷宫般的小楼梯、连廊、隐藏的庭院。有些教室在17世纪的石头拱顶下，有些则挤在翻新的阁楼里。走廊墙上贴满了学术讲座的海报，主题从“欧盟碳边境税的博弈”到“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口述史研究”，跨度极大。
这里的学生——我们暂且叫他们“Sciences Po人”——有一种独特的步态。他们走路快，手里常拿着一个装笔记本电脑的托特包，耳机线从领口露出来。你可能在下午两点的走廊里听到一段流利的中文对话，转角又听到阿拉伯语或俄语。因为学校规定，所有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并且至少在一所海外合作院校交换学习一年。Sciences Po的合作网络覆盖了全球470多所大学，包括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等。
课堂讨论是另一种奇观。在“国际关系导论”课上，教授可能会突然请一位刚果学生介绍本国矿业的现状，接着请一位乌克兰学生谈谈顿巴斯地区的选举观察。这种安排不是刻意的，而是生源结构带来的自然结果：全校约有50%的学生来自法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一个讨论移民政策的课堂上，几乎总有人能讲出自己家族几代人跨越边境的故事。
不是在考试，就是在去考试的路上
Sciences Po有一种让外人感到困惑的考核传统：期末考试周被称作“考试季”，持续整整三周。这三周里，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沉默的紧张。图书馆——名为“布特米图书馆”（以创始人命名）——从早上八点开到午夜，座位永远不够用。学生们占据长桌，面前堆着十本以上的书和打印的文献摘要。咖啡馆里，人们小声讨论着福柯、布迪厄或者欧洲法院的判例。
但有趣的是，考试形式并不仅限于笔试。很多课程的期末评估是一项“模拟决策”——比如模拟欧盟理事会谈判、模拟联合国安理会辩论、模拟法国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学生被分成不同角色，提前拿到大量背景材料，然后要在数小时内完成立场陈述、谈判、起草决议文本。教授和助教全程观察，最后给出的分数不仅基于知识掌握程度，还基于逻辑表达、团队协作、临场应变等能力。
一位毕业生这样描述：“在Sciences Po，你学会的不是‘正确答案’，而是如何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决策，并且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你可能会输掉辩论，但不会输掉尊严。”当然，也有人吐槽这种训练过于“政治化”，把学生都培养成了精致的机会主义者。但不可否认，这种模式确实与法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高度契合。
总统的摇篮？不，更准确说是一个“交叉路口”
媒体常爱称Sciences Po为“总统的摇篮”，因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总统中，除了戴高乐（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和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师）之外，其他所有总统——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都曾在这里学习。此外，还有大量总理、外交官、欧盟专员、跨国企业高管、媒体主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但如果你走进校园，问任何一位教授“你们的目标是培养领导人吗？”，大概率会得到一个略带尴尬的摇头。他们更愿意这样说：“我们培养的是能够理解复杂系统的人。至于他们后来是否成为领导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这种说法并非完全谦虚。Sciences Po的课程体系强调的不是“领导力”这种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分析工具。比如，一年级学生必修统计学和经济学；二年级必修宪法和当代史；三年级必须选择一个区域研究方向（非洲、美洲、亚洲、欧洲或中东）。毕业论文的要求是一份约50页的政策分析报告，针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公共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必须有数据支持和实地调研。换句话说，这所学校更像是“政策分析师”的养成所，而非政治明星的造星工厂。
也正因如此，这里的学生往往对“做秀式政治”嗤之以鼻。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萨科齐回到母校举办了一场演讲，台下学生提问的锋利程度，让他事后对助手说：“那些人根本不像我的学弟学妹，倒像国民议会的反对派。”这可能正是Sciences Po精神的体现：对权力保持亲近但不盲从的态度。
争议与批评：精英主义的牢笼？
当然，任何一所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学校，都不可能远离争议。Sciences Po长期以来被批评为“法国精英再生产”的工具。尽管德库安的改革带来了社会多样性，但批评者指出，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仍然面临隐形壁垒：巴黎高昂的生活成本、实习机会的人脉网络、校友圈的文化资本——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招生政策可以解决的。
2020年左右，学校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非殖民化课程”的辩论。一部分学生和教师要求重新审视课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增加来自全球南方学者的阅读材料。学校对此做出了回应，设立了“多元视角教学基金”，资助教师修改课程大纲。但一些激进学生认为这只是表面文章。这件事反映出，Sciences Po和许多全球知名高校一样，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西方与全球之间的张力之中。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批评点是：学生太忙。忙到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阅读，忙到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实习和社团活动。一位社会学教授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学生像同时打三份工的人，一份是学业，一份是实习，一份是构建社交网络。他们毕业时都带着黑眼圈，但简历漂亮得像一本杂志。”
校园里的怪癖与传统
如果你在Sciences Po待上一年，你会注意到一些只有内部人才懂的“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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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Grandes Oraux”（大面试）：这是二年级结束时的一项集体仪式。每个学生要面对三位考官，在30分钟内分析一个随机抽取的社会热点议题，然后接受质询。在此之前，整个年级会陷入两周的集体焦虑。校园里会流传各种“去年的考题集锦”，甚至有人编写幽默版本，比如“如果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失踪，政府应如何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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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机排名：主楼地下一层的自动咖啡机被学生们私下评价为“全巴黎第七区最差咖啡”，但每天早上八点前排起的长队证明，没什么比赶交论文提纲前的那一口浓缩咖啡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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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里的鸡尾酒会：每到周四晚上，学生社团会在某间教室里临时布置成酒吧，音乐声会传到街上。警察偶尔会来提醒“别太吵”，但从未真正制止。这种自制、合法边界的试探，被学生们戏称为“应用政治学的实地练习”。
走向未来：一所正在变化的左岸老校
最近十年，Sciences Po经历了不少结构性调整。学校在勒阿弗尔、南锡、普瓦捷、第戎、门东等地设立了本科校区，分流了巴黎主校区的压力。同时，学校大力发展数字化教学，建立了在线公开课平台。2023年，一个新的校园扩建项目在巴黎近郊启动，预计将增加教学空间和跨学科研究中心。
在国际化方面，Sciences Po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了本科双学位项目，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也有深入合作。这些项目的毕业生往往拥有两个学位，在跨国就业市场上有一定优势。
但最根本的变化，或许是这所学校开始更认真地看待“公共责任”这个议题。过去，它的毕业生主要流向私营咨询公司、金融业或高级公务员。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进入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校方也为此增设了社会创新硕士、环境政策硕士等新项目。
一位2023年的毕业生这样总结：“在Sciences Po，你学的不是‘赢’的方法，而是‘选择’的伦理。你会被迫不断问自己：我想用我学到的这些东西做什么？为哪个群体服务？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你必须在离开之前想清楚，否则你的文凭只是一张纸。”
尾声：那条街，那些门
圣纪尧姆街仍然是那条窄巷。白天，游客偶尔会对着那扇灰扑扑的大门拍照，然后疑惑地查看手机地图确认没有走错。傍晚，学生三三两两从门洞里出来，走向街角的土耳其烤肉店或越南米粉铺。他们讨论着明天的模拟法庭、后天的读书报告，或者暑假去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实习的租房信息。
这所学校没有巨大的标志物，没有可供参观的校史馆，没有自动贩卖纪念品的机器。如果你问一个路过的学生：“Sciences Po是什么样的？”他可能会耸耸肩，递给你一张皱巴巴的讲座宣传单，上面印着下周四的题目：“脆弱国家的治理——基于中非共和国田野调查的分析”。
然后他会说：“你来听一听，就知道了。”
那讲座是免费的，面向所有人。正如这所学校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立时，创始人布特米写下的那句话，至今仍刻在某间教室的门楣上——不是名人名言，而是几个简单到近乎朴素的字：“懂得，方能行动。”（Savoir pour prévoir, prévoir pour pouvo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