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使用障碍在亲密关系中的形成与干预：一项多研究综述

该研究由心理学系副教授、研究生项目主任Kasey Creswell主持，聚焦21至30岁伴侣的酒精使用障碍（AUD）。研究过程中，伴侣双方被邀请进入实验室，共同完成问卷调查、饮用一定剂量酒精饮料、参与特定互动任务，并接受长达12个月的追踪随访。研究核心目标是分析伴侣共饮行为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对关系质量及饮酒严重程度产生影响。酒精使用障碍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但目前关于伴侣互动如何调节饮酒行为及其情感后果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方面的知识空白。

Wechter在研究中承担了操作实验环节、引导参与者完成流程、观察记录酒精作用下伴侣互动等任务。此外，他还为参与者筛选问卷编写了自动化处理代码。此前此类筛选需人工逐一核对，自动化代码的引入显著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这一实践也展示了技术工具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潜力，以及跨学科背景人员在科研中的适应能力。

Wechter将此次经历视为宝贵的研究训练机会，并指出Creswell教授广泛的研究兴趣为项目带来重要支持。Creswell教授也对Wechter的工作投入和适应能力表示认可，认为这类经验有助于他未来申请研究生项目。目前，Wechter正基于Creswell实验室的早期数据撰写荣誉论文，进一步深化相关分析。该研究不仅揭示伴侣饮酒行为的复杂性，也为理解亲密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实证基础。

伴侣饮酒：基因、环境与关系动态的复杂交织

伴侣之间的饮酒行为受到基因、个体心理特质及关系互动的多重影响。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CU）与罗格斯大学的合作研究显示，浪漫伴侣可能调节个体酒精使用相关的基因表达。具体而言，伴侣若存在饮酒或吸烟等物质使用行为，可能增强另一方遗传易感性转化为实际饮酒行为的风险；反之，伴侣若无此类行为，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该遗传倾向的表达。

伴侣的人格特质也被发现与饮酒行为存在关联。例如，责任心较低者可能增加共同饮酒的可能，从而放大基因风险的作用；外向特质可能通过推动社交饮酒环境增加饮酒机会；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伴侣，其情绪状态可能间接促使另一方借助酒精应对压力，从而加剧饮酒行为。

此外，伴侣间饮酒模式是否一致也与关系质量密切相关。《物质滥用与康复》期刊的一项综述表明，饮酒行为不一致的伴侣更易出现冲突、婚姻满意度下降及离婚风险上升。这种差异可能反映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层面的不协调，从而影响关系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发现是，伴侣若均为重度饮酒者或均不饮酒，短期内可能因行为一致性带来较高关系满意度，但长期来看，共同重度饮酒仍可能伴随满意度下降及健康风险；而双方均不饮酒则通常与较低离婚风险及较高关系稳定度相关。这些结果表明，伴侣饮酒行为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通过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共同影响饮酒结果与关系质量。

心理学研究中的创新与自动化：学生培养与伦理考量

心理学研究日益重视本科生参与及技术自动化应用，其在提升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伦理考量。

以卡耐基梅隆大学Solomon Wechter为例，他通过暑期本科生研究奖学金（SURF）加入“青年伴侣饮酒”研究项目，参与包括组织实验流程、编码实现问卷自动化筛选等工作。此类实践经验有助于培养数据分析与批判性思维等科研能力。Creswell教授作为导师，为学生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环境和支持。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学生Tomás Hill则通过麦克奈尔学者项目（McNair Scholars Program）和STAR（Success Through Aging Research）等项目积累研究经验，这些经历为他后续进入杜克大学深造奠定基础。此类项目旨在为有意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提供系统科研训练。

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UNCG）和南佛罗里达大学（USF）等院校也设立了支持本科生参与研究的机制，通过实验室培训、导师配对与项目对接，帮助学生掌握提出研究问题、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等核心能力，促进其学术发展。

在技术应用层面，自动化工具如问卷筛选代码显著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使研究人员能更专注于理论构建与深度分析。然而，技术应用亦伴随伦理挑战。例如，《心理学前沿》一项研究指出，工业机器人普及可能与儿童抑郁发生率上升相关，反映技术对社会心理的潜在间接影响。

大型语言模型（LLMs）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的应用也逐渐受到关注。《npj心理健康研究》发表的一项研究尝试通过微调LLMs模拟治疗对话，并评估其会话质量。结果提示经过优化的模型可一定程度提升交互质量，但也引发诸如模型是否具备真正的情绪理解能力、如何保障用户隐私及管理算法偏见等重要伦理问题。这些议题需在推进技术应用的同时予以充分考量。

酒精使用障碍的纵向视角与干预策略

酒精使用障碍（AUD）的发展与维持涉及长期的心理、行为及社会因素，多项研究从纵向角度分析其模式与干预策略。

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在《科学报告》发表的一项纵向研究，追踪了癌症患者在心理肿瘤治疗期间的酒精使用情况。结果显示约70%的患者在诊断后仍持续饮酒，其中40–50%在六个月内保持有害饮酒行为，女性患者比例较高。研究还发现共病数量多和年龄较大与饮酒可能降低相关，而焦虑水平（以GAD-7衡量）较高则显著增加饮酒风险。这一发现对“可教时刻”假说提出质疑，强调在癌症治疗中纳入酒精干预的必要性。

《精神病学前沿》一项研究比较了活跃饮酒的AUD患者与已戒酒患者在抑郁、冲动、述情障碍（情绪识别与表达困难）和绝望感等心理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活跃饮酒者普遍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更严重的困难。研究表明，针对不同心理特征（如情绪调节或冲动控制）设计个性化综合干预措施，有助于提升AUD治疗成效与预防复发。

西南医学中心（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在《酒精与酒精中毒》发表的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智力水平与成年饮酒行为的关系。分析发现，高中时期IQ较高者成年后更可能成为中度或重度饮酒者，而非完全禁酒。收入水平在两者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显示社会经济因素在饮酒行为形成中的影响。该研究提示饮酒行为不仅关乎个人选择，也受到认知能力与社会环境共同调节。

以上研究从不同时间维度和因素层次揭示AUD的复杂性，指出需结合心理特质、社会背景及长期行为模式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陈岑 美国留学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