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学术碰撞_张珊珊的博客-新东方前途出国

这种模式最初让我极不适应。在国内，我习惯于听讲、记笔记，在得到明确指示后再发言。而在这里，沉默被视为对讨论缺乏贡献。节课上，当教授抛出一个开放性问题，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时，我心跳加速，脑中一片空白。我看到身边的英国同学或欧洲同学，几乎不假思索地举手，用“I would argue that…”或“From my perspective…”开头，流畅地阐述观点，即便那些观点听起来并不完善。他们不怕犯错，似乎更享受思想交锋的过程。

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克服这种发言障碍。首先是从简单的回应开始，比如“I agree with Sarah’s point, and I would like to add…”，或者“Following on from what David just said…”。这样既参与了讨论，又有了缓冲。教授和同学们通常会给予鼓励的眼神，这给了我很大信心。渐渐地，我意识到，他们看重的不一定是结论的“正确”，而是思考的路径、论证的清晰度和批判性的角度。一次，我就一篇经典文献提出了一个质疑，尽管后来证明是我的理解有偏差，但教授却肯定了我敢于挑战的勇气，并就此引导出了一场关于理论前提假设的精彩辩论。那堂课让我恍然大悟：有价值的往往不是重复共识，而是提出一个能激发新思考的好问题。

小组作业是另一种形式的跨文化熔炉。我们小组四人，分别来自中国、英国、希腊和尼日利亚。一次小组会议，讨论一份报告的结构，文化差异便显露无遗。英国同学注重效率和结构，一开始就建议划分章节、明确截止日期；希腊同学思维发散，充满创见，但不太关注时间表；尼日利亚同学则非常注重人际和谐与轮流发言；而我，可能更倾向于先统一整体思路。起初的几次讨论有些低效，甚至因沟通方式不同而产生过短暂的误解。

但我们很快找到了协作的方式。我们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小组章程”，包括每次会议必须有议程、轮流担任主持和记录员、尊重不同的表达风格等。在做“全球媒体比较”项目时，我们各自的背景反而成了最大优势。尼日利亚同学提供了非洲视角的宝贵案例，希腊同学对欧洲媒体政策的历史脉络信手拈来，英国同学擅长搭建清晰的分析框架，而我则能补充东亚市场的相关情况。我们学会了在分歧时不说“You are wrong”，而说“I see it differently, because…”。最终的报告因为视角的多元和对比的深刻，获得了不错的评价。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有效的跨文化合作，关键在于建立共同的规则，并真正欣赏差异所能带来的附加值。

这种碰撞也延伸到了学术思维本身。我以前的训练更侧重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而在这里，我不断被要求去审视知识生产的背景：这个理论是在何种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预设了哪些前提？排除了哪些声音？其局限性是什么？这种批判性思维训练，起初让我感到不安，仿佛脚下的地基在晃动。但慢慢地，我开始享受这种“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它让我对任何看似“理所当然”的结论都保持一份谨慎和好奇。

在无数的课堂辩论、咖啡馆讨论和邮件往来中，我感受到学术不仅仅是个体的智力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性的、基于对话的实践。语言，从最初的障碍，逐渐变成了构建思想的工具。观点，在碰撞中得以修正和深化。而我自己，也在这一次次的“文化翻译”与“思想交锋”中，悄然改变着——变得更敢于提问，更乐于倾听，也更懂得如何在不同的思维框架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或许是一段比获取专业知识更为珍贵的成长。

张珊珊 英国研究生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