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第1年，在复旦读医学的小T后悔了，他发了一条帖子：“复旦在读，想转学出国”。一天后，帖子爆了，他的评论区生态如下：80%的人劝他不要冲动，“复旦的名号难道还不如国外水硕吗？”、“培养体系都不一样，到时候回国找不到工作就傻眼了”；有10%的人支持他趁着年轻出国体验一下。当然，剩下的10%说他是无良留学中介博眼球。
最近几年，留学的性价比和含金量，都备受争议。与此同时，国内的名校则被视为通向安全、体面的路径。
所以那些好不容易从千军万马里挤出来，走进好的院校的人，为什么会选择退学出国？
2023年秋季学期，谷子从复旦中文系顺利求学。从一开始，她对这条路的理解就很务实：学硕节奏相对宽松，三年里能实习、试错、为就业做准备，是一条“也不是不行”的路径。
但中国高校体系里，硕士往往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本科课程质量高的；博士阶段因为科研压力，导师投入也更多；唯独硕士夹在中间，像是被默认的就业缓冲期、“被遗忘的中等生”。她发现自己上的不少课程都在本科接触过，重复的内容让她很难继续投入，也逐渐萌生了退学出国的念头。
文文本科在北大读经济学时，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不适合商科这条路，却因为“还没想清楚”，还是沿着主流路径，本校进了商学院。高度职业导向的商学院以大家庭的形式互帮互助，自成一套资源结构：内推、实习、机会逐渐集中。
但在文文眼中，一旦加入其中，就意味着被裹挟入一套以效率和回报为中心的竞争话语。她原本对未来的犹豫，很快转化为对这种氛围本身的排斥。
比起文科生，对于常年身处实验室的理工科学生而言，他们的“不适”往往更加具体。互联网上大量“研究生退学”的倾诉中，有人在导师的高压下耗尽了对学科最初的热爱，也耗尽了在重复失败实验中维持心理健康的能力。
还有人凭着对“就业率高”的想象进入热门学科，却发现课程体系陈旧，他们被培养成了一颗颗标准化的螺丝钉，求职时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会。这种“学无所用”的迷茫，与文科生“学无所向”的焦虑，本质上都是个体在千篇一律的系统性培养方案中，感知到的自身主体性的失落。
不过当名校生试图退出时，质疑往往也来自同一套体系内部。进入名校，意味着曾经在千军万马中“卷出头”；一旦选择离开，也更容易被视为“不珍惜机会”。
文文决定从商科退学出国读社科类专业后，最先提出质疑的正是她在职业社团中的师兄师姐。他们反复追问：“你留学之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在对方的逻辑中，读书必须服务于清晰、可计算的回报，任何偏离都可能无法回本。
这种质疑之所以普遍，还因为名校路径本身蕴含着巨大的沉没成本。长期复习、考试、卷绩点与履历，好不容易进入名校，最后说放弃，既不甘心，也不容易被理解。从这个角度看，把书读完，过一种“也不是不行”的生活，反而成为更稳妥的选择。
幸运的是，谷子的父母支持她出去看看，导师也非常支持她，认为复旦本就需要“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毫不犹豫地为她写了推荐信。
尽管是为了更好的学术环境或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对于这些超级名校生而言，退学出国并不意味着彻底摆脱原有结构，而是需要经历一些微妙而持续的视角转换：有些问题被解决了，有些问题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曾在国内好的财经类院校读双语会计的考拉出国前非常坚决。因为“班里男生少，应该把机会让出去”而落选班长，这种带有制度意味的性别偏向让她感到无力，也促使她迅速做出决定：3月刚开学，她已经退学飞往澳洲。
年轻的考拉一度以为，平台变大就不会再有偏见。后来她发现，偏见并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维度：在国内更多体现为性别，在海外则扩展为种族、国籍与文化背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同样需要面对当地人若有若无的疏离感，只是这一次，没有熟悉的社会网络可以缓冲。
但恐惧感的弱化，是她们共同感受到的变化之一。谷子在法国实习时清楚地意识到，语言仍是门槛，身份转换依然困难，真正想留下来仍需要持续投入。相比国内那种高度前置、过早要求锁定人生方向的紧绷感，她更能接受一种把不确定性延后、逐步消化的状态。
这种差异在对待错误的方式上尤为明显。在国内，犯错往往意味着被叫去复盘、被上级训斥，甚至带着情绪离开办公室；而在法国，错误更常被视为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她曾紧张地向领导承认错误，对方却只问了一句：“能不能解决？”——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
如今谷子和身边的朋友的共识是，名校毕业，已经无法再为他们保证任何东西了。“我有很多清北毕业的朋友，因为没有匹配他们背景的岗位，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这种环境下，就算你是哈佛牛剑的，出来又怎样呢？”
真正的难题，是在职场上。“因为我们知道名校title什么都不是。到了工作场上面，大家看的可不是这个。”
学历贬值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高学历供给增加，而岗位增长有限，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都一样。
考拉出国较早，对留学性价比的思考也来得更久。她退学出国的那一年是2013年，留学仍处在红利期：名校镀金后回国，往往能进入不错的行业；如果选择留在澳洲，生活也相对安稳。
但的出现改变了路径走向。硕士毕业后，她正好遇上全球停摆，为了离家人近一些，她选择回国发展，很快感受到国内招聘体系对名校退学的结构性偏见。如果把从财经大学退学的经历写进简历，几乎每一位HR都会追问：为什么退学？而若选择隐去这段经历，又会被质疑：你在澳洲能学到真东西吗？
事实上，澳洲看似申请难度低，但宽进严出，完成学位并不轻松。可国内职场对海外学历迅速祛魅，许多项目被统一贴上“水本水硕”的标签。考拉形容自己或许算是吃到红利的人。毕竟从她回国以后，期间反复的线上与线下切换打乱了无数留学生的计划，远程教育的天然缺陷，也让建立当地人脉这一留学最核心的价值不断流失。她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初留在国内读书，把出国的钱攒下来买车买房，或许现在的生活会更轻松。
曾是国内大学外语生的莱拉感受与之相近。剑桥硕士毕业后，她留在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工作。英国经济形势低迷，能顺利入职本身已属幸运。她注意到，回国的朋友越来越多，原因包括工作机会收紧、国际局势不稳定，以及对安全问题的顾虑。
本科阶段，她曾极为笃定地说“根本不会回国”；而现在，她更倾向于把回国视为一种可选项。
但对于想清楚留学目的而出国的人来说，她们的收获显然更大。
文文真正追求的并不是继续叠加名校光环，而是一种被尊重的主体性。在北大读本科时，尽管好的的老师与同学带给她很多启发，但她常常感到，高度竞争的环境让每个人的策略趋于一致，个体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而在退学之后，进入这个并不算好的的博士项目，她拥有了更多时间与精力去写研究计划、论文，去发展自己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品味。
至少在这一阶段，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更贴近本心，也更接近她所理解的学术研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