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平面上升与有毒场所：气候变化加剧的环境不公与健康风险

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其对美国沿海地区众多有毒场所的潜在威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议题。2025年11月20日，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主导的一项研究在《自然通讯》科学期刊上发布，明确指出，到2100年，美国沿海地区将有超过5500个有毒场地可能面临洪水威胁。这一结论是基于对23个沿海州及波多黎各的详细分析，提供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前景。

洪水与有害物质的结合，对公共健康和环境构成了多重威胁。当处理污水、有毒废物、石油和天然气运营以及其他工业污染物的设施被洪水淹没时，所释放的有害物质将随洪流扩散，直接影响周边社区的居民健康，污染水源、土壤，并可能进入食物链，造成长期的生态灾难。

更为复杂的是，这一威胁并非均等分布，而是与环境不公密切相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菲尔丁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科学副教授Lara Cushing指出，洪水本身已构成危险，而洪水与有害物质交织后，风险将呈几何倍数增长。她还指出，贫困社区和历史上受歧视的社区在这一危机中承担着不成比例的风险。这些群体往往缺乏有效的资源和支持，难以应对、撤离或从污染中恢复，气候变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研究还指出，即使采取中等减排措施，到本世纪末，仍有5138个有毒场地面临洪水风险，这一数据比高排放情景下减少的幅度仅为7%。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过去的污染累积，约3800个有害设施预计将在2050年就面临洪水威胁，表明许多风险已无法避免。

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七个州将面临最严重的影响，包括佛罗里达、新泽西、加利福尼亚、路易斯安那、纽约、马萨诸塞和德克萨斯州。这七个州占据了到2100年所有面临风险的有毒场地的近80%。这些数据为深入探讨具体案例和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背景。

风险加剧：环境不公与有毒洪水威胁

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不仅仅体现在水灾上，尤其当有毒场所被淹没时，污染物的泄漏可能对社区造成深远影响。污水处理设施被淹没时，未经处理的污水可能流入饮用水源和居住环境，带来病原体和污染物，短期内可能导致肠道疾病和皮肤感染。更为危险的是，工业化学品和碳氢化合物的泄漏，如重金属、多氯联苯（PCBs）和二恶英等，一旦进入生态系统，将长期存在，最终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可能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损伤，甚至致癌。

更为复杂的是，这种威胁并非普遍存在，而是聚焦于一些脆弱群体。研究表明，低收入社区、少数族裔社区（特别是拉丁裔和非洲裔）以及语言隔离家庭、无车家庭和老年人口正面临更高的风险。这些群体通常缺乏经济资源，应对灾害的能力较差，并且难以从污染中恢复。

以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为例，墨西哥裔气候活动家Luna Angulo的经历展示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社区的实际影响。她从小在里士满长大，长期受到该市污染问题的困扰，尤其是2012年雪佛龙炼油厂的大规模爆炸。里士满的许多社区，包括以黑人和拉丁裔为主的Iron Triangle和North Richmond，长期以来处于工业设施密集区。由于历史上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这些群体被迫住在高风险的环境中，缺乏应对灾害的资源和能力。

此外，地下水上升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表明，随着盐水渗透的增加，地下水的上升可能重新激活有害废物场所中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能通过地下水渗透进入下水道系统，并最终进入居民住宅，造成新的污染风险。这种污染扩散的方式通常难以察觉，也增加了治理难度。

应对挑战：现有政策、不足与未来方向

面对海平面上升和有毒场所的潜在风险，各地政府和机构已采取一定行动。加利福尼亚州的“2022年海岸韧性拨款”项目便是一个例子，旨在增强沿海社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能力。该项目包括生态修复、栖息地增强以及对污染场地的识别与治理，特别关注那些邻近弱势社区的发电厂、炼油厂、工业设施等场所。这些措施为识别风险和研究应对策略提供了基础支持。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也提出了一些公共卫生韧性策略，旨在帮助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EPA的策略重点关注高温、水质和空气质量问题，借鉴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提出的“建设气候影响抵御能力”（BRACE）框架。该框架为公共卫生官员提供了评估脆弱性、预测疾病负担并制定干预措施的结构性指导。

然而，现有政策在应对海平面上升对有毒场所风险的具体影响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加州有害物质控制局（DTSC）发布的《海平面上升指南》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指南缺乏明确的标准，尤其是在海平面上升脆弱性评估（SLRVA）的要求上，赋予项目经理过大的裁量权，导致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指南中未强制要求进行地下水水文研究，也未充分考虑地下水上升带来的潜在风险。尽管如此，补救措施如海堤和堤坝的建设，并不能有效应对地下水渗透带来的污染问题。

联邦层面的资助也面临挑战。例如，拜登政府曾为里士满的“社区变革拨款”提供1900万美元支持，但该资金在2025年3月被取消，原因是相关计划被认为涉及“多元、平等和包容（DEI）”活动。这一事件暴露了推动环境正义和气候适应项目时所面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

研究者们提出，未来应加强联邦报告要求，将海平面上升的洪水威胁和预防计划纳入设施报告的范畴。同时，应提供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帮助受威胁社区、规划者和决策者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并做出反应。此外，土地利用决策和减缓策略应优先考虑环境正义，确保弱势社区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忽视。

多维脆弱性：人口、基础设施与气候交织

除直接的有毒场所威胁外，沿海社区的脆弱性还与人口结构和基础设施的不足密切相关。根据2024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居住在低海拔沿海地区（LECZ）的人口数量在1990年至2020年间急剧增加，增长幅度从2550万增加至3400万。这意味着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居住在高风险的沿海区域。随着城市人口和少数族裔社区（特别是拉丁裔和非洲裔居民）的增长，沿海灾害带来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此外，老年人口在这些地区的比重较高，老年居民通常健康较差，且往往生活在经济条件较差的社区。老旧房屋和设施往往无法应对极端天气，且修复能力较弱，这使得老年人群在气候灾害中面临更大风险。

基础设施缺陷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以墨西哥湾沿岸为例，长期以来的投资不足导致当地在遭遇极端天气时，电力恢复缓慢，进一步加剧了社区的脆弱性。这些基础设施问题使得灾后恢复更加困难，尤其是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社区而言，恢复的挑战更为严峻。

全球范围内，这一问题并非美国独有。卡

塔尔的研究显示，海平面上升也可能对其能源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尤其是随着电力需求的增长，该国的基础设施面临巨大的气候风险。气候变化对全球沿海基础设施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全球性和长期性。

这些问题表明，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挑战，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公问题。各国政府需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保护，确保社会公平与环境正义得到落实。

陈岑 美国留学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