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又是京都大学?”这是日本社会之问?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日本排名靠前的大学是东京大学,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也不赖,为什么诺贝尔奖几乎都落在“京大生”的头上?
京都大学作为日本第二古老的国立大学,自1897年建校以来,已有21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之相关联(包括校友、教职人员或在校期间的研究),其中9位为本科毕业生。这在亚洲大学中位居首位,远超东京大学(9位)。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达18位,其中京都大学贡献了三分之一,譬如2012年,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以iPS细胞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赤﨑勇教授,也是京都大学毕业生。201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本庶佑教授是京都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長。获得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吉野彰先生是京都大学毕业生。而202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再次花落京大,让北川进副校长获得。京都大学因此有了“诺贝尔奖工厂”的美誉,体现了其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
京都大学的校训“自由的学风”源于建校初期,受德国洪堡教育模式影响,强调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主性。不同于东京大学以培养国家官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模式,京都大学从明治时代起就采用研讨班制度,鼓励学生从本科低年级起通过学术训练培养研究兴趣,并在本科三年级后自主选择导师,形成小团队深度合作。这种模式允许学生在同一领域积累5年以上研究经验,极大激发原创性和独立思考。例如,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如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曾在同一研究室工作,体现了团队内部交流的长期效应。
在京都大学,学部(院系)与学科的转换也是完全自由的,或者说,京都大学根本没有“学科”这个概念。文学部的学生转到农学部,数学系的学生跑到物理系的教室里去听课,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培养了不少学生的交叉领域或复合领域的研究能力。
几乎没有约束的这一自由氛围,也体现在学校对学生奇思怪想的包容上,不仅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反战、抗议学校管理的大标语直接贴到校门口,而且在毕业典礼上,允许学生以奇装异服参加,形成了独特的“京大毕业礼”。
京都大学的科研评价体系以长期积累和原创性为核心,区别于许多大学强调短期成果(如高频发表论文或快速应用转化)的考核模式,考核周期十分宽松。
京都大学对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考核不像一些欧美大学那样以年度论文数量或引用率为硬性指标,而是更注重研究的过程和潜在影响力。教授和研究团队有较长的研究周期(5-10年甚至更久)来探索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课题。例如,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的iPS细胞研究,从1990年代初起步到2006年取得突破,耗时近20年。京大的宽松考评环境允许他专注于这一长期项目,而不被短期成果压力打断。
诺贝尔奖级的研究往往需要数十年积累,短视的考核会扼杀高风险的原创课题。京都大学的长效考评让教授学者们有时间打磨“冷门”项目。不急功近利的氛围,让他们敢于挑战未知领域,而不是追逐热门课题。例如,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的锂离子电池研究,始于1980年代的“无人问津”阶段,但京都大学的放纵式支持让他坚持到技术成熟。
京都大学的长效考评不仅关注成果,也包容探索中的失败。许多诺贝尔奖级项目在早期并无明显产出,甚至被视为“冷门”。例如,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林诚和益川敏英的CKM矩阵理论,提出时未被广泛认可,但京都大学允许他们坚持研究,最终改变了粒子物理的格局。这种对长期探索的信任,降低了科研人员的焦虑,激发了原创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