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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对西方世界而言又是一个在政治、文化与艺术上都发生剧变的时代。彼得大帝的改革培养了一大批面向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的音乐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西欧音乐模式对其的束缚，在创作中努力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在整个19世纪中，俄罗斯出现了诸多反映本民族精神和风情的艺术家，因此大家都称他们为民族乐派作曲家，而其所创作的音乐则被称为民族主义音乐。主要代表人物有：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格林卡、柴可夫斯基与“强力集团”。
歌词民族性
俄罗斯诗歌由俄语创作而成，俄罗斯音乐按照俄罗斯诗歌以及民族音乐元素来创作，足可以体现出它民族性的特征。
19世纪俄罗斯音乐所选用的诗歌大多来自于俄罗斯诗人所创作的民族性诗歌。其中，普希金的文学作品对19世纪的俄罗斯音乐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其作品《吉普赛人》被改编成舞台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引发了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关注，并改编成歌剧，成为俄罗斯歌剧中的丰碑，被称为人民的歌剧。
单纯从俄罗斯19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家的音乐作品来看，则不得不提及柴可夫斯基。其音乐中透露着浓烈的爱国情怀和极强的民族性，他对俄国以及一切与俄国有关的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爱：不光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农民合唱、少女合唱，奥尔加的民歌还渗透在每一条旋律中，展现出俄罗斯民族苦难而极富成就的历史。他的歌剧《禁卫军》也运用了大量的民族语言，其个体心理也受到民族心理的影响，并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
旋律的创作基于俄罗斯民间民歌和民间舞蹈，呈现出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风格特色和民族气息，真挚、浑厚和优美是俄罗斯艺术歌曲的鲜明特征。音乐旋律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征，人声旋律主要由节奏、曲调和情感抒发所决定，这些因素与俄罗斯语言和民族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的民族历史曲折且艰辛，加之步入近代以来，俄罗斯落后的农奴制使资源和人口的分布日趋失衡，沙皇专制的弊端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之下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显得格格不入。
除开音乐家的个人伤感，柴可夫斯基的著名乐章《如歌的行板》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深沉忧郁。将四件弦乐器都加上了弱音器，音乐形象是心灵创痛的抒发；乐章最后使用变格终止式结尾也反映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和声风格特点。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听完这首作品后这样说道：“从这首乐曲里，我已经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
伴奏和声民族性
俄罗斯音乐通常采用钢琴进行伴奏，钢琴伴奏具备了渲染气氛、刻画艺术形象以及配合歌唱等效果。从俄罗斯音乐层面看，自然小调本身属于本民族的特征，作为其特有的调性，而并非像欧洲音乐当中完全依附于和声大小调，音乐当中融合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在俄罗斯音乐中，和声伴奏在特色音使用、和声运用以及印象效果等多个方面都充满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特征，伴奏和声后的俄罗斯音乐的民族性特征更加凸显
民族性格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作品《俄罗斯的命运》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德国是欧洲的男人，俄罗斯则是欧洲的女人。俄罗斯的性格中蕴含着“沉重忧郁”。有着“俄罗斯音乐大师”之称的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一生十分痛苦，他创作的鼎盛期恰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黑暗时期，黑暗专制笼罩在当时的俄国上空。《如歌的行板》中的第二部分前半段伴随着忧郁的情感，似乎在祈求；后半段则悲伤而又不安。痛苦不安的情感更是通过大提琴的拨奏的固定音型更加明显地流露出来。主题沉郁、暗淡，三度音程的晃动、乐句总体呈现下行趋势、复调手法和弱音器的运用，充分表现了忍受压迫的忧郁情绪：
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19世纪初俄国音乐开始具有浪漫主义倾向，19世纪中期走向鼎盛。“俄罗斯音乐之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其作品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直刺俄罗斯当时人民的灵魂深处，表达出俄罗斯人民性格中英勇善战、豪情壮意和自我牺牲等精神。
英勇坚强，不屈不挠
“强力集团”在选材上极其注重“本土性”，多选取祖国历史、民间故事或传说与英雄史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强力集团”中的鲍罗丁根据12世纪俄罗斯长诗《伊戈尔远征记》自编脚本并作曲的歌剧。剧中的音乐都充满了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和英雄气概。剧中对俄罗斯民族风俗的展示、古代俄罗斯勇士的形象、民间壮士歌的格调有着近乎完美的展示。
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音乐多反映俄罗斯的传统生活。他曾说过“我避免采用外国的题材，是因为我只熟悉也只理解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姑娘、俄罗斯妇女。”而格林卡开辟的俄罗斯民族音乐传统被“强力集团”所继承，坚持俄罗斯自己的音乐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他们创作的具有民族性题材内容的作品数不胜数，如《沙皇的新娘》《雪姑娘》《伊戈尔王》《不死的卡谢》《萨德科》《霍万斯基乱党》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