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并没有真正改变，但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人们会开始担心，比如高中的竞争是否变得太激烈了？是不是有太多的人让孩子参加课外数学班，导致如果你不参加这些课程，就无法获得荣誉？又或者导致我的孩子无法成为班里的告别致辞讲者？
在书中，你描述了伍德克雷斯特一些白人父母认为的一种地位丧失。这是如何体现的呢？
我在书中提到了两种反应。一种是有一小部分白人家庭让孩子从公立学校出来，进入私立学校，这样他们就能拥有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环境。
另一种反应是，他们推动减少学术竞争的政策。学校已经不再使用班级排名，也不再选择毕业致辞代表——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开始这项研究之前。然后学校又减少了家庭作业。很多白人父母谈到，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然而很多亚裔家庭不同意这一点。这个地区的小学实际上不再有家庭作业。很多亚裔家庭也不同意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从来没有人谈论过限制孩子们可以参加多少课外活动，或者限制在球场上运动的小时数，或者类似的事情。
今天的一些教育政策转变——无论是取消
SAT考试还是推动取消亚裔学生众多的磁石学校的考试——有多少来自对失去地位的焦虑？
的确，黑人活动人士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SAT是存在问题的，这些学校按成绩录取学生的方式是有问题的。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几十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白人现在关注这个问题是巧合吗？我不认为完全是巧合。
不过，我认为这种转变是积极的。如果我们要拥有精英大学和高中，那么这些学校必须真正接纳所有种族和所有社区的孩子。目前，考试成绩似乎使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更难以进入精英大学，尤其是当他们居住的社区和就读的中学过去很少有学生考入那些按成绩录取的学校。
这本书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亚裔的成功归因于文化差异。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原因不难理解，如果你说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规范能够帮助他们在学业上表现出色，那么问题就会转向为什么其他人群表现不佳。对这个问题，你的研究有什么发现吗？
我所反对的是亚裔比白人家庭或黑人家庭更重视教育的观点。学校做了一项调查，他们问孩子们的一个问题是，你的父母在多大程度上向你施压，要求你取得好成绩。报告压力最大的群体是黑人孩子。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坐校车的，所以他们住在市中心；他们不住在伍德克雷斯特。
所以我认为，亚裔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施加压力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所看到的是：我在书中使用了“文化家学”(cultural repertoires)的概念，它指的是，我们都有一整套工具来帮助我们取得成功。我们从父母、邻居、表亲、姑姑和叔叔那里得到这些工具。
因此，这些移民父母中的大部分都在中国和印度上学并表现良好。于是他们最终进入了伍德克雷斯特。几乎所有这些人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都会在放学后参加补习班，因为在那些国家这样的事很平常，对吧？这就是他们带过来的工具包。而且在他们的国家，录取取决于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然后他们把这些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在这个镇上，大多父母是出生在美国的白人，他们上的也是精英大学。他们知道这些大学想要一个更全面发展的学生；他们懂得通过招募走上体育道路以及要拥有学习以外的天赋。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变得很重要。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工具包。
当我想到那些不在这个社区的家庭——主要是黑人和拉丁裔家庭——他们有自己的策略，他们也在尝试，但他们附近可能没有校外教育课程中心。他们可能没有上过住校四年制大学的亲戚来解释：上这样的大学需要什么条件？那是什么样的？你需要怎么做？
所以并不是他们不想，只是那些策略不存在。对我来说，这些文化家学是看待人们处事方式差异的一个办法。
Jay Caspian Kang是《纽约时报》观点栏目以及杂志的作者，著有《The Loneliest Americans》。
翻译：晋其角、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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