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中高居榜首，但是孩子们却几乎是参加评估的国家中“在校时间最短、家庭作业最少、考试最少、孩子之间的优劣等级差异最小、学生水平受家庭背景和地域影响最小”的。这种反差令我们对芬兰教育产生了好奇。
1. 个性化课表，让孩子各得其所，自食其力
周老师一行人参观过罗素高中，观察到这里没有固定班级甚至年级，没有讲台和四平八稳的课桌，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走班制的模块化教育令罗素高中看起来像个大学，也给了孩子们自由生长的足量空间，因材施教在这里成为现实。
2. 课程设置注重实践，一门课锻炼多种能力
在芬兰，课程不只局限于书本，课程主题甚至是即兴的，如果今天走进森林，孩子们突然对某种植物的叶片或某种动物的粪便感兴趣，那老师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学习这门“森林”课。教育的意义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可以想象当修完这门课，孩子们的设计、画图、测量、计算、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3. 用内驱力点燃热情，没有绩效考核的老师与孩子共同成长
在芬兰，学校对老师没有绩效考核，也不需要老师提供每个孩子的具体分数，校方只是通过规划、聊天、家长反馈对老师有基本的评估。他们认为有了信任，才有内在的责任感让老师努力成长。
没有用评比来激励孩子，没有用甄别来区分老师，他们用最温暖、最安全的基础教育给了所有孩子长大的力量，这也许就是芬兰教育的奥秘。
自2000 年以来，陆续到芬兰考察教育的各国团队，已逾千个。然而谈到落地，又不免受“国情”困扰，学芬兰的口号喊了很多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近些年我们倒是看到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办学机构有学芬兰教育的态势：比如中国台湾道禾教育创始人曾国俊先生因女儿降生创办道禾，哈佛人类学博士王甘创立的“千千树”，其中，成立于2016年的一土学校算是个典型。
创始人李一诺曾是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盖茨基金会中国负责人，在回国给6岁儿子找学校的过程中，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有了自己办校的念头。
身处在国内的家长圈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录取梦校焦虑，这种焦虑的背后是激烈的社会竞争，家长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让她对如何培养内心充盈的孩子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于是她学习借鉴 AltSchool，可汗实验学校以及很多国际的教育创新，并国实际相结合，试图建立一个中国版的个性化教育的学校。
何谓个性化教学，从数学课的课程设置可见一斑，教材虽然也是用人教版的教材，但和传统课堂相比，教材只是辅助，重要的是实践——“一土杂货铺”项目，让同学们在“开店”的过程中，学数字、形状、分类；同时，会引导孩子们进入社区做市场调查，看真实的商店如何运营。
除了课程设置的多元和注重实践有芬兰的雏形，一土更自豪的是用企业思路搭建教师职业平台。学校的核心资产是老师，决定学生学业水平最重要的是老师在课堂的教学能力，主流社会对老师的评价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评价，但其实是对教师自身职业满足感的轻视。一土借鉴私营领域对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来构建一个可以规模化的体系，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老师，又何愁教不出内心充盈的学生呢？
短短两年的时间，一土已被多家媒体报道，并在纽约开设分校。微型学校的规模、一年15万元的学费，使得一土学校只能服务于少数的中高产家庭。但一土已与公益项目合作，让我们对这场“教育创新”的实验有所期待。
芬兰的教育模式在其国情下极大地激发了老师这位学生的个性化和自我激励，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谈到复制也要考虑因地制宜，因国情而适宜。在开放创新的中国，也正有不少新思考下的教育模式去探索，希望我们的探索是真正帮着孩子提升自我，真正帮助家庭实现个性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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