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大量艺术生出国留学,在英国许多艺术院校里,中国学生的比例甚至高达70%。艺术圈里有留学背景的创作者和从业者,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当这种情况越是成为共识,越值得重新审视一个问题:当海外艺术教育已经如此普遍,它还能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什么?
这篇文章通过几位近年从英美艺术院校毕业回国的年轻艺术家和从业者的经历,来呈现这个群体目前的处境和选择。
回国成为主流选择
有一种同辈人中普遍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海外艺术院校毕业后选择回国,不再抱有留在国外的期望。如果说海外艺术教育曾经意味着开阔视野、进入国际话语体系,那么这种吸引力至少有一部分正在失效。
yi qing 是一个被多次提到的时间节点。yi qing 之后,许多中国留学生带着复杂的感受来到英国,本能地想用创作去回应自身的处境,却发现这些问题在当地几乎激不起什么涟漪——更紧迫的议题如地缘冲突占据了话语空间。与此同时,国际艺术界的关注点正在转移,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那个被聚焦的议题。加上英国公立院校面临财政压力,大规模扩招国际学生已成为一个明确的产业链,留学的性价比正在被重新评估。
国内艺术系统的入场券
尽管上述情况普遍存在,海外艺术学位在国内艺术系统中仍然是一张重要的入场券。有人曾在出国前向国内画廊提出,如果能给出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就留下,但对方的回复很直接:不行,因为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即便许多人已经开始怀疑这套体系的合理性,但仍然不得不策略性地参与其中。
创作层面的变化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海外艺术教育体系的部分失效,也许并不完全是坏事。过去,留学生往往被迫卷入一个高度成熟的西方当代艺术评价机制,如今当这条通道受阻,创作者也在从某种悬浮的全球化状态中松动。这个过程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表达上的不适应,但正是这种状态,让很多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创作和处境。留学的意义,在剥离了外部评判标准之后,反而向内沉淀为个体经验。
自组织平台的兴起
面对语境差异和现实困境,形成自己的互助群体几乎是一种自然的反应。yi qing 之后的几年里,伦敦出现了不止一个由中国留学生自我组织的平台。它们不只是提供基础的互助,也是在弥补语境之间的差异和断裂。
有的平台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厅讨论,几个同学从旅行回来,有人提议把各自的作品拿出来聊聊。发起人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对学校精英教育的环境有不满,又有这么多说中文的人,为什么不创造一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的空间?后来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不仅每周组织课程之外的讨论和线下活动,也会邀请国内活跃的艺术家参与线上讨论。
另有平台则出于更实际的考量。课程提供的框架并不总是适用于中国学生的处境——比如教授会用几节课讨论如何申请本地基金,但这些资源并不对中国学生开放。于是更重要的是进行一种自我教育,接收和自身处境真正相关的信息。组织文本细读,讨论性别议题和艺术劳动,也邀请国内从业者分享具体到如何写驻地申请、整理作品集、甚至如何打包和运输一件装置的实操经验。
回国后的现实
回国之后,国内艺术行业的运作方式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人情世故、项目网络和资源分配的体制。真正进入到权力关系坚固的艺术世界,每个人最终还是要建立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不是毕业以后就可以自动成为艺术家,有人选择在毕业后辗转于全球驻地,为自己的创作和生存焦虑提供缓冲。也有人选择回到更具体的差异和问题里,在他者的状态中思考与自身主体相关的东西。
还有另一种路径,在于将留学的个体经验落实到长期的空间和公共实践里。有人创办跨学科创作者平台,集结这一批灵活多变又难以定义的创作者,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创造力。也有人选择回到家乡,用海外习得的工具来解剖自己的土壤,用艺术机构作为方法而不是容器,激发出更有活力的知识话语。
当下
所谓出走和回归都没有定论。当那种进入某个想象中的中心的执念被破除后,散落各处的、互不统属的实践,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最实在的现场。保持创作的信心,建立小型社群和在地网络,或许正是抵御某种系统性失重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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