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范内瓦·布什在1945年发布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该报告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滋养着这片创新沃土，成就了战后美国科技与经济的辉煌。彼时，学者们在大学中追逐知识的星光，联邦资助则如温柔的月光，静静地照亮着探索的路径，无数突破由此孕育而生，最终惠及国家乃至人类福祉。
然而，当前联邦研究政策的航向似乎已悄然转向，昔日的“无尽前沿”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再定义。自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政策的钟摆明显偏离了纯粹的基础研究资助模式，转而向更注重经济效益、国家竞争力以及所谓“可衡量成果”的方向倾斜。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超过200项行政命令交织而成的一张无形之网，密不透风地笼罩着美国的科研生态。
这场政策转型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间接成本报销上限的严苛收紧。曾几何时，大学与联邦政府就研究项目的间接成本（如实验室维护、水电费、行政支持等）协商出的报销费率，平均可达50%以上，这笔经费对于维持研究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保障科研人员的后勤无忧至关重要。但如今，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DOE）和国防部（DOD）等主要联邦资助机构，却不约而同地提议将此上限骤降至15%。正如杜克大学的副校长珍妮弗·洛奇所言，此举并非寻求额外资金，而是确保机构能够收回研究的“真实成本”。对杜克大学而言，仅NIH的间接成本上限一项，就可能导致每年近2亿美元的损失，而涵盖所有机构，年度赤字或高达2.3亿美元。这如同釜底抽薪，将使无数大学的财政稳定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马凯特大学便是其中一例，其目前拥有的1380万美元NIH在研项目，原本支撑着多发性硬化症康复、神经精神疾病治疗、脊髓损伤神经再生等前沿研究，如今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未来，整个威斯康星州的大学系统因此可能损失逾6000万美元，不仅影响研究竞争力，更危及大量就业岗位。
资金模式的改变亦是另一重挑战。NIH引入了一次性多年拨款的新政，表面上似乎简化了流程，实则却导致了年度拨款数量的显著减少。罗切斯特大学副校长史蒂夫·杜赫斯特在一次“领导力对话”中便透露，该校R01类拨款的数量已从2024年的41项锐减至2025年的15项。昔日，科研人员每年有机会争取新的资助，如今却要面对更少的名额与更激烈的竞争，这无疑为他们的科研生涯平添了许多不确定与焦虑。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其整体拨款竟减少了50%之多，让许多研究领域的联邦资助变得愈发难以企及。正如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所面临的困境，其间接成本报销率分别为59%和52%，一旦实行15%的上限，所受冲击可想而知，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法纳姆·贾哈尼亚（Farnam Jahanian）直言，这种变化对创新和经济繁荣的引擎而言，将是“毁灭性的”。
这些政策的涟漪效应，不仅冲击着大学的财政动脉，也深刻影响着无数研究项目乃至师生——尤其是研究生——的就业前景。当研究经费捉襟见肘，项目的启动与维系便成了难题，新的研究方向难以拓展，既有的项目也可能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中止。罗切斯特大学便计划将研究生的学费直接计入研究拨款中，以期维持研究生培养项目，这虽是无奈之举，却也折射出研究经费紧张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深远影响。加州教育系统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同样感受到了政策寒流的凛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26USNews美国大学排名：15）（UC Berkeley）遭遇了NIH和NSF研究拨款的冻结和削减，UCLA更是面临近5亿美元的拨款暂停。这不禁让人想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古训，在资金的枷锁下，再敏锐的头脑、再卓越的构想，也可能化为泡影。
面对这重重困境，大学并非坐以待毙。如同深海中的航船，它们正努力调整风帆，寻找新的航向。积极游说国会和政府机构，是大学们争取权益的重要途径。杜克大学联合了美国大学协会（AAU）、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等十个组织，共同提出了“研究财政问责制”（FAIR）模型，旨在重构政府报销研究支持费用的模式，确保机构能收回“真实成本”，以期为国会提供一个既能增加透明度又不至于“毁灭性”地削减间接成本的替代方案。法律诉讼也成为了大学维权的有力武器。NIH、DOE、NSF和DOD提出的间接成本上限，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大学和州检察长等团体的法律挑战，并多次获得联邦法院的临时禁令，甚至永久性阻止了部分政策的实施，例如，法官安吉尔·凯利（Angel Kelley）便裁定NIH的15%间接成本上限政策“未能遵循适当的监管程序”，具有“不可追溯的”性质。尽管部分裁决仍在上诉中，但这些法律行动至少为大学争取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延缓了政策的落地。
此外，大学内部也在积极进行成本削减与战略调整，以应对风雨飘摇的未来。加州大学系统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纷纷采取了招聘冻结等节流措施。罗切斯特大学亦在杜赫斯特的带领下，呼吁教职员工在压力之下保持“富有成效的紧迫感”，鼓励他们做出艰难而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团结协作，并积极转向新的资助机会。尽管前路漫漫，但大学社群并未放弃，他们深知，“我们必须有毅力，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天生就适合做某件事，而且这件事必须实现。”（居里夫人语）这正是面对困境时，那份不屈的学者精神。
政策调整背后：意识形态驱动与深层影响
然而，当我们透过层层政策表象，去探寻这艘科研巨轮转向背后的深层意识洪流时，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便浮现眼前：意识形态的驱动，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重塑着联邦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影响之深远，远超资金本身。这并非仅仅关乎数字的增减，更是关于思想的自由、多元的价值以及何为“有益”研究的根本定义。
本小编曾感慨，岁月静好，学府应是容纳百川、思想碰撞的圣地。可如今，一股逆流正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理念，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倡议的强烈打击，以及对特定研究主题的“黑名单”化。行政命令如同一把无形的剪刀，精准地剪断了那些与“公平”、“性别意识形态”和DEI相关的拨款链条。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因此取消了超过30亿美元的拨款，许多针对种族、性别、健康公平、疫苗犹豫或错误信息的研究项目戛然而止；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也紧随其后，削减了100多个气候相关项目，导致逾10亿美元的拨款付诸东流。这不仅仅是资金的损失，更是对特定研究方向的直接否定，仿佛在说，某些领域的探索，从此不再被允许在联邦资助的阳光下生长。
这些政策行为，自然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弹和一系列法律诉讼。正如《Just Security》文章所深刻揭示的，法院在多次裁决中，均对行政部门的武断行为亮起了红灯。例如，法官威廉·杨（William Young）曾裁定NIH的拨款中断“无效且非法”，并斥之为“令人震惊的武断和反复无常”。另一位法官丽塔·林（Rita Lin）也为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颁发了初步禁令，指出基于“黑名单”主题终止拨款的行为，很可能构成对first修正案所保障的“观点歧视”，以及行政程序法（APA）下的“武断和反复无常”行为。这无疑是给那些试图以行政命令干预学术自由的尝试，敲响了警钟。然而，我们也需清醒地看到，虽然法律诉讼在短期内为学术界赢得了喘息之机，但联邦政府仍可能通过国会拨款这一合法途径，在未来合法削减研究资金，届时，法律的保护伞也可能无法完全覆盖。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股意识形态的寒风不仅吹向了研究资助，也渗透到了国际学生的签证政策和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施压之中。国际学生签证的收紧，不仅让美国的大学失去了来自全球的excellent人才，也损害了其在全球科研舞台上的竞争力。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学子，原本是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的活力源泉，如今却可能因一道冰冷的签证政策而止步于门外。同时，政府的压力也如影随形，哈佛、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等top学府，因其对校园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或坚持DEI倡议，而面临联邦资助被威胁的窘境。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钳制，更是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性的无形绑架。当大学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必须时时顾虑联邦政府的脸色，那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会逐渐消磨殆尽。
本小编以为，这些政策转变的深层影响，远不止于表面的资金削减与项目中断。它正在深刻地侵蚀着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基石，动摇着其多元包容的文化根基，并削弱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大学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殿堂，而成了意识形态角力的战场。联邦政府与学术界之间，那种曾经基于信任与互相尊重的伙伴关系，正被怀疑与对立所取代。这种关系的破裂，如同一道裂痕，不仅影响着当下的科研生态，更将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投下长久的阴影。云淡风轻的日子，何时才能真正归来？
基础研究的价值与意外发现的重要性
本小编曾言，科学的殿堂，并非仅由精密计算与可预测的成果所筑就。它更像一座古老的图书馆，其中珍藏着无数偶然翻阅间邂逅的智慧，以及那些在漫不经心处却又醍醐灌顶的“意外发现”（serendipitous discoveries）。然而，当下的联邦政策，似乎更偏爱那些如同工业生产线般，能够精确预设产出、量化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这无疑是对基础研究内在价值的一种无声的消解，是对科学探索本真精神的背离。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此言，恰可为基础研究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作注。罗切斯特大学的杜赫斯特便曾提及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如今被广泛应用于眼科手术的激光（LASIK），其核心技术“啁啾脉冲放大”（CPA）的诞生，并非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眼科难题，而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科学观察与好奇心驱动的深层探索。彼时，科学家们或许并未预见到，一次对脉冲激光物理特性的偶然发现，竟能在数十年后，为无数人带来重见光明的奇迹。这正是基础研究的魅力所在——它不直接指向某个应用目标，却在不经意间，为未来的颠覆性突破埋下伏笔。
《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更是令人深思，它揭示了在生物医学领域，约有70%的论文包含了未在初始拨款申请中明确提出的发现。这组数据如诗意般地向我们昭示，意外发现并非科学史上的吉光片羽，而是科研日常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们如同深埋地下的宝藏，等待着那些拥有敏锐洞察力与探索精神的学者去偶然掘得。过度强调经济效益和可预测成果的政策导向，恰如在科研的田野上，只允许种植那些短期内能带来丰收的作物，却可能因此错失那些需要时间孕育、却能改变整个生态的“奇花异草”。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人工智能（AI）正以其磅礴之力，涌入科学发现的洪流。它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智慧助手，在结构生物学中预测蛋白质折叠，在材料科学中探索新的合金，在天文学中搜寻稀有信号，甚至能协助初级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与代码编写。查拉坦·查特吉在LSE Impact Blog上的文章便探讨了AI如何影响不同形式的意外发现：它或许能扩大“布什式意外”（问题驱动下的意外发现），加速“斯特凡式意外”（解决方案驱动下的意外发现），甚至提升“默顿式意外”（事后才被认可的发现）的出现频率。然而，本小编亦不禁思忖，当AI日益成为科学发现的核心，科学突破的价值衡量标准是否会随之改变？我们是否会因此过度追求数量上的爆发，而忽视那些需要人类“顿悟”与“洞察”的深度思考？
在人工智能的耀眼光芒之下，潜在的风险也如影随形，如同《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诱惑，令人既敬畏又警惕。论文工厂利用生成式AI炮制虚假信息、伪造数据，使得学术界真伪难辨，科学记录的公信力面临侵蚀。同时，AI的计算资源与技术壁垒，也可能加剧科研领域的不平等，让那些拥有top计算资源的精英实验室如虎添翼，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小型研究团体则可能被远远抛在身后。这种“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长此以往，恐将进一步固化科研资源的不均，让本就稀缺的创新土壤更加贫瘠。
当前政策中对“可测量结果”的偏好，无异于为科研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它可能扼杀那些高风险、长周期、但却可能带来颠覆性成果的基础研究。科学的进步，从来不是一场短跑竞赛，而更像是一场马拉松，需要耐心、远见和对未知世界never磨灭的好奇心。正如古人所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基础研究的每一次微小突破，都可能成为未来科技革命的奠基石。
因此，本小编呼吁，是时候重新认识并投资于那些支持探索性、高风险但可能带来颠覆性成果的基础研究了。我们需要的，是鼓励科学家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徜徉，而非被功利的风向所裹挟。让好奇心重新成为科学探索最纯粹的动力，让意外的发现再次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前行的璀璨星光。唯有如此，科学的“无尽前沿”才能真正无尽，人类的未来方能拥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可能。
人文社科在STEM主导格局中的关键角色
当铅华洗尽，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的使命与 identity，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STEM 象牙塔可以全然承载的。它更像是一座宏伟的交响乐厅，科学与技术是其激昂的主旋律，而人文社科，则是那婉转动人、不可或缺的伴奏与和声。本小编以为，在科技洪流席卷而来的当下，人文社科不仅是大学精神的底色，更是我们应对技术挑战、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伦理考量的“定海神针”。
罗切斯特大学的史蒂夫·杜赫斯特（Steve Dewhurst）副校长，其观点如清泉般涤荡人心，他强调人文学科不仅是大学身份和使命的核心，更在处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伦理考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科技的进步，犹如脱缰的野马，其发展之迅猛，往往令人目不暇接。但若无人文的缰绳加以引导，技术便可能偏离造福人类的初衷，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伦理困境与社会风险。人文学科的价值，便在于此。它引导我们思考“何为善？何为美？何为正义？”，在冰冷的算法与代码背后，注入人类的温度与关怀。
《Frontiers in Education》的社论，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将人文学科融入 STEM 教育的美好图景。这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深层次的融合。它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不仅拥有精湛的技术，更具备批判性思维、伦理推理能力，并对技术的社会影响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试想，一位工程师，不仅能设计出高效的算法，更能预见到其可能带来的隐私侵犯或社会不公，并主动寻求解决方案；一位科学家，不仅能发现自然的奥秘，更能理解其研究成果对人类社群乃至地球生态的深远意义。这便是人文社科与 STEM 融合所能赋予的智慧之光。它让学生从文学作品中体察人性的复杂，从哲学思辨中磨砺批判的锋芒，从历史长河中汲取兴衰的教训，最终成长为既能驾驭技术，又能对社会负责的“大写的人”。
犹他州立大学弗莱街四重奏（Fry Street Quartet）的案例，则以艺术的语言，优雅地诠释了人文与科学的联结。他们以“Lek”这首描绘北美大草原松鸡求偶仪式的乐曲，将科学推理与对自然世界的深层欣赏融为一体。大提琴的低沉、小提琴的跳跃，不仅仅是音符的组合，更是对生物行为、生态规律的艺术化再现。这场名为“弥合世界：为变化中的地球演奏室内乐”的特别演示，在艺术的殿堂中，引发了听者对环境危机的深层思考。当 Rebecca McFaul 小姐以那份“深层倾听”的诗意，提醒我们松鸡种群自1965年以来锐减80%的严峻事实时，艺术的力量便不再是空中楼阁，而化为直抵人心的警钟。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连接了科学的理性与情感的共鸣，促使我们不仅要用数据理解环境问题，更要用情感去珍视这片生生不息的地球家园。
因此，本小编深信，人文学科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应对复杂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若大学一味追求 STEM 领域的投入与产出，而忽视人文社科的滋养，便如同建造了一座拥有坚固地基和高耸尖塔的建筑，却独缺了窗棂的雕花与室内的温情。那样的建筑，或许实用，却终究少了灵魂。
是故，本小编衷心呼吁，无论在联邦政策的顶层设计，抑或在大学内部的规划蓝图中，都应给予人文学科应有的重视和投入。让其与 STEM 领域比翼齐飞，共同构筑一个既能创造科技辉煌，又能保有道德良知与人文关怀的未来。毕竟，“美是真理的光辉”，而这光辉，唯有在科学与人文交相辉映之时，方能最显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