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中，公共空间的设计曾长期忽视女性的基本需求。街头巷尾仅有的男性公厕，无形中压缩了女性的活动自由，使其难以在公共领域自如行动。争取女性专属厕所的权利，在世界多地都曾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男性专属”的壁垒：议会中的无声排斥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老议会大厦里，那些标有“参议员专用”字样的洗手间，如今看似寻常，却曾是女性政治参与史上艰难突破的无声见证者。早期女性议员为争取一间专属厕所而进行的努力，揭示了争取性别平等征途的冰山一角。
1943年，当Dame Enid Lyons和Dorothy Tangney作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首批女性议员步入议事厅时，她们面临的窘境之一，便是无处不在的“男性专属”厕所标识。当时的解决方案，是将她们指向远处的访客厕所。
这种尴尬的局面竟持续了超过三十年。直到1974年，参议员Kathy Martin和Ruth Coleman发出强烈抗议后，议会才仓促行动——用隔板将一间男厕所临时改造，设立了议会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女士专用”厕所。
底层空间的突破：从站岗到变革
议会大厦地下一层的新闻画廊区域，最初也只设有男厕。一次，《堪培拉时报》的记者Gay Davidson遇到一位腿部受伤的女性打字员，正艰难地前往远处的女厕。Davidson主动在男厕外为她站岗放哨，并鼓励其他女性同事使用该设施。这一自发的行动最终推动了该厕所被正式改为无性别使用。
象征性的头衔与缺失的画像
这场围绕基本生理需求的“厕所革命”，折射出的是女性在政治核心地带争取尊严的漫长抗争。正如参议员Susan Ryan所回忆的，早期她们被称为“女士议员”（Lady Members），后来才勉强被冠以“参议员”（Senators）的头衔。她们常被误认为男性议员的家属，议会大厅悬挂的历任议员肖像中也难觅女性身影。Ryan还提到，议会的标识最初是“参议员与女士们”（Senators and Ladies），后来竟变成了“男性参议员与女士们”（Male Senators and Ladies），其间的性别区隔昭然若揭。
时代的局限：物化而非正视
当时媒体对女性政治人物的描述也充斥着时代性的偏见。当1974年推动设立女厕所的Kathy Martin和Ruth Coleman进入议会时，《澳大利亚妇女周刊》这样描绘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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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Kathy Martin：“身高仅7.5英尺（注：此处原文数字可能有误，通常指身高约1.5米？）的昆士兰州代表Kathryn Martin，却在政坛展现出‘男子般’的影响力。她身材苗条，金发短发，双腿修长，为昆士兰自由党赢得参议院席位。32岁的她离异，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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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Ruth Coleman：“绿眸、充满活力的Ruth Coleman通过1967年与西澳大利亚州工会和劳工委员会秘书Jim Coleman的再婚步入政坛。作为知名工会的妻子，她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当地工党分支。”
这些将女性政客物化、聚焦其外貌与婚姻状况而非政治能力的评论，如今看来令人错愕，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局限。一间基础的女厕所，竟需如此艰辛争取。这提醒我们铭记那些先行者——她们为争取存在的基本权利，包括如厕权这样的尊严，进行了或壮阔或坚韧的抗争。
漫长的征程：从投票权到平等代表权
澳大利亚虽早在1902年通过《联邦选举法》，成为全球赋予女性完整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独立国家，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通往实质性别平等的道路依然漫长崎岖。截至1988年，近百年后，仅有43名女性跻身联邦议会，女性议员占比仅约2.9%，与其占总人口49%的比例严重失衡。谁能预见，百年后的今天，突破“隐形天花板”的奋斗仍在继续。
不懈的努力与渐进的成果
澳大利亚女性争取权利的脚步从未停歇。1984年，政府《妇女预算声明》，将性别视角纳入国家财政决策；2023年，首部《实现性别平等国家战略》发布，承诺通过经济赋权、打击家庭暴力等多维度推动变革。如今，联邦议会女性议员比例已提升至39.1%，性别薪酬差距持续缩小。在体育领域，澳大利亚女足更是全球首支实现与男足国家队同工同酬的队伍，并在2023年女足世界杯上创下打入四强的历史战绩。
铭记与前行
从1943年首批女性议员勇敢踏入议会殿堂，到近年政府内阁中女性成员占据显著比例（如22名内阁成员中有12名女性），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无数女性的坚韧与付出。
当我们为当下的进步感到欣慰时，更需铭记：性别平等的实现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永续的进程。历史已反复证明：当女性能够充分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力量，世界必将因此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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