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美国文理学院教育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是什么专业，想要毕业就必须修一门实验课。我在大二的时候选了物理专业的入门课，老师是位高高瘦瘦的女教授，讲课时很是英姿飒爽，举手投足间都流露着率性的洒脱。有这么一回，教授布置了一道关于运动的题目：说是树上有个猴，地面上不远处有个狙击手要向猴子发射镇定剂针，题目假设镇定剂针发出和猴子下落是在同一时间，求解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枪击的角度和速度等问题。这真是再简单不过的一道“运动问题”。猴子做自由落体运动，初速度为零，重力提供加速度。打出的镇定剂针做上抛运动，有斜向上的初速度，重力提供加速度，只要分水平和垂直两个角度分析运动情况就解决了。我在国内高中读的是文科，物理并不是我的强项，不过这种题目也是在草稿纸划拉几分钟就解出了答案。
资料图没成想，这道“难题”险些成了我们这位物理学教授教学史上的“滑铁卢”。下一次上课时，教授颇为无奈的向全班同学倒苦水：上次课后有好些姑娘因为这道题目对她邮件轰炸，而这些“疑问”她都不知道要如何作答。教授特意将这些反馈做成了课件在大屏幕上放映，我一看，嘿，这些问题好不尖锐！
“那个猴子是胖是瘦？这直接关系到发射的抢能不能击中它呀！”
“那树是香蕉树吗？不然猴子为什么会爬上去呀？不过，香蕉树能承受住猴子的重量吗？它不会掉下来吗？”
“你怎么这么残忍！居然要射击一只可爱的猴子！这违反了动物保护的规定吧！我需要解释！”
真是好不精彩！讲台上教授颇为无奈却义正言辞的解释说，她绝对是个动物爱好者，完全没有想要伤害猴子的意思，但老师的解释并没能平息课堂争论的喧嚣。此刻，我的思绪已经从热闹的课堂里飘散开：不知道这样“偏离题目”、“众说纷纭”的场景，还有没有可能在国内的中学教室里出现？老师们会不会把这些疑问当作是“无理取闹”甚至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为什么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会在一所顶尖的美国大学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上出现呢？
我能肯定的是，倘若这题目出现在国内顶尖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也会窃窃私语：不是因为猴子或是思考这道题目的实际操作性，而是因为这样的题目在初中就做了无数遍了，哪里还值得拿到大学课堂上来。
就好像我在大一时修中国近代史，讲到“五四运动”时，就非常自然而且自信的把国内高中课本上对五四运动的各种“定性式结论”洋洋洒洒的写在了论文上。毕竟，这些概念我学了这么久，早就烂熟于心。然而当我拿到教授满满一页纸的评语和刺眼的分数时，我才开始脑袋发懵的思考：是啊，我是看了什么史料、读了什么文献，才得出结论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如果这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为什么学生们要通过在工人和商人面前下跪的形式来动员他们参与呢？更加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高中时的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呢？为什么在历史课上、物理课上甚至几乎所有的课堂上，我这个标准的“好学生”，都是在认真的做笔记、努力背诵标准答案和遵循标准结题过程，却很少去质疑我接受到的“标准答案”呢？
我就是在这一刻感到了一种恐慌：一直以来的高分数让我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会思考问题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我只是在全盘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想法这一点上做的很好？在我固有的认知观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正确的，有多少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接受的教育只是“学会复述”，那么我和动物园里的猩猩、海洋馆里的白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常听人说美国的孩子之所以“思维灵活”是因为美国的基础教育鼓励孩子们发散思维，这是解放天性的结果。然而，在美国从大学读到博士，这么些年的教育经历让我发现：这种难能可贵的“思辨能力、质疑精神”并非是天性使然，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在我看来，国内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孩子们学了太多，而是我们的教育少了至关重要的一环：教会他们怎么去认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学科都在不断细分，人们的知识盲区只会越来越多。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是怎么样去获取知识，以及如何在接触一个未知领域或是想法时，判断其合理性、可信度尤其是是否在其学科领域内有所创新。
就拿美国来说，美国崇尚言论自由，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正具备言论自由的能力和拥有言论自由的事实：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有形或无形的管制不能说，而是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就是被媒体忽悠、“听风就是雨”的普通民众而已。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思辨能力的人怎么会拥有言论自由呢？真正的美国精英，是聚集在顶尖大学的这批人，他们的大学教育培养出了反人类天性而行之的“质疑精神”，教会他们在模仿、接受之前，问一句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证据在哪里？推理的过程如何？结论是可以重复验证的吗？
几年之后，我大概会连大学时选了什么课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我相信这样的“质疑”、“逆思维”的能力会让我受益终身。至少美国大学教会了我要怎么用一颗真诚、充满疑问的心去感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进而努力有所创造。
文/傻妞抱抱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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