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全美高中排名如何越来越引人注目,高中的“地方性”很难改变。大学之间在生源上有直接的竞争关系,高中则不是。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本地的孩子在本学区入学是公民的权利,到其他地方就读则非常困难。所以,高中和高中之间在生源问题上不存在什么竞争,基本上也没有“招生”这回事,只能是“赶上什么算什么”、为当地提供义务教育的公共服务。
也正是如此,高中之间的等级差别,体现了更大的社会问题。高中不像大学那样选择学生,但学生毕业时的素质则差别巨大,这说明好学生和差生形成了严重的地域隔离,即住在某个地方的学生功课大致都不错,功课差的则集中居住在另一个地区。
2009年我在波士顿周边地区购房,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我不仅收集了各种房价和学区的数据,而且把这些数据都标记在一张大地图上。这就一目了然地形成了我的“购房战略”。让我吃惊的是,波士顿西郊的几个顶尖学区,几乎都连成一片,房价也是一个比一个高。也就是说,中高产都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区域。孩子从家教到学校教育多属于一流。穷困地区也相对集中。学校破败,日后孩子的前途可想而知。这就形成了世代的贫富分化。
《新闻周刊》的全美高中排名,则在全国范围内反映了类似的问题。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发现,根据《新闻周刊》的排名,美国中部从北面的蒙大拿一直到南方的密西西比,有两千多英里之遥,跨越了14个彼此接壤的州,包括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居然没有一所高中在排名上进入美国的前百名。再看一些顶尖高中,全是在穷人住不起的地方:纽约州Bronxville的高中排名全美第40,当地中等家庭年收入16.6万美元;同州的Jericho高中排名第41,当地中等家庭年收入12.8万美元。而纽约州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则仅为5.4万美元。弗吉尼亚的FallsChurch,高中排名全美第45,当地中等家庭年收入11.1万美元。而弗吉尼亚州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则为5.9万美元。也就是说,住进这些顶尖的学区,家庭收入大致要相当于本州一般家庭的两三倍左右。
另外,在《新闻周刊》的前50名高中里,有37所竟然是有 “录取”制度的学校,即学校可以选择学生。众所周知,美国的高中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绝大多数是当地居民的子弟自动入学,除了居住地外不需要任何其他资格。当然,也有些地区的公立教育系统,设立了极少数精英公立学校,通过考试等手段录用精英学生。这主要是为了满足特别优秀的学生的需要。但在公立高中的汪洋大海中,这类学校不过是凤毛麟角,对义务教育制度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如果这样的特殊学校占了顶尖公立高中的大多数,那么人们就开始怀疑“公立义务教育”是否名副其实了。
论者指出,美国能够在20世纪领先世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率先普及了高中,造就了一流的国民素质。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其比较灵活的学区制。这种制度,充分发挥了地方自治的灵活性,让各个社区通过当地税收特别是房地产税来筹集教育资金。又由于学校一直是地方社会的“价值核心”,大家有钱总要优先发展教育。比起欧洲那种相对集权的体制来,这种地方的自治和竞争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但是,到了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已经能够比较有效地调动资源、强化义务教育建设,渐渐赶上了美国的水平。美国那种分权的学区制度,则越来越成为教育的问题。一来是地方竞争总有输家有赢家,赢家钱多了就更能赢,输家钱少了就更会输,两极分化自然越来越严重;二来是战后汽车社会形成后,人们围绕着工作地点有了更广阔的居住范围可选择,这就大大强化了社区间竞争的 “从众效应”(Bandwagoneffect),即一个社区建设得好,学校优异,有钱的人就马上移居进来,开车进城上班,最终把穷人挤走,把房价抬高,使教育经费更充足。穷的地区则按照相反的方向恶性循环。这些都放大了社会和教育的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