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老留学生自述：北美求学工作三十年感悟-新东方前途出国

　　原文如下：  

　　上世纪80年代末，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四川大学物理系任教。在那个年代，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中涌动着一股出国的热潮，年轻的同事们一见面就聊，某某某被美国某名牌大学录取为博士生，谁谁谁在欧洲某国的奖学金一年高达数万美金。当时在中国博士生导师很少，偌大的川大物理系竟只有一个光学的博士点，出国念博士是很自然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大概是每月100多元人民币，数万美金简直是天文数。在读学位和金钱的诱惑下，大家都按耐不住了，出国、出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出国，那情形好似马克吐温所描写的，当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青年人发疯般的渴望去小火轮上当水手。  

　　因此，大家整天都在学习托福、GRE。其中最困难的就是GRE的阅读部分，文字艰涩得要命，还好数学和逻辑这些对我们说来不在话下，平均下来，成绩还不错。一旦分数过关，就开始向北美欧洲的许多大学发出一大堆申请信。海外研究生录取比较容易，但是要拿到全额奖学金就十分困难，所以得多申请几所。  

　　我的一个朋友竟然在申请了30多所学校之后，才最终如愿，而我也在90年拿到了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通知书上让我眼睛一亮的是那一行文字：你被授予了XXX加元奖学金。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下机后发现手表上的时间和当地的时间完全一样，我来到了地球的正对面，时差刚好12个小时。一个从没坐过飞机的人，一飞就飞到离中国最远处。刚出国什么都很新鲜，当时中国还很落后，我作为大学老师居然没用过计算机，也没见过激光打印机。  

　　我的导师是一个捷克人，讲英文有很重的口音，他对我非常关心，虽然我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两个月，他仍把前两个月的奖学金补发给我。一下子我口袋里冒出数几千加币，折合成两万多人民币，顿时有一种发了财的感觉，心里盘算着这相当于我国内一个月工资的几百倍？出国真划算啊！  

　　尽管口袋鼓起来了，我用钱还是很节省，花钱时总会不自觉地将加币换算成人民币，这样一来，感觉每比花费比碗口还大。我的导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有一天他对我说：把生活过好，才能好好学习，不要在乎钱，以后会有的！  

　　最后一句，他说得特别重。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我以后也能在这儿找到工作，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得那么富裕吗？仿佛我出国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来挣钱的。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你突然来到一个收入比你原来高几十倍的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金矿，你只想抓住眼前所有你能得到的一切。  

　　那个年代出国的人很少有人打算回国，毕业以后能找到工作，从而能在国外呆下去，是大家共同的首要目标。90年代初，美国正处在IT高速发展阶段，学计算机专业最容易找到工作，于是留学生们纷纷转向计算机，甚至学文科的也打起了学计算机的主意，即便正规学校进不去也要去社区大学，甚至是野鸡大学，就为了学计算机。  

　　由于他们没有一点数理基础，其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有个学哲学的同学，怎么都理解不了计算机语言中的循环语句"k=k+1”，他居然还抱怨，计算机语言完全没有逻辑。在学计算机的狂热下，连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我也动心了。  

　　有一天我支支吾吾地对导师讲，我想改学计算机，他听后，十分吃惊地看着我，半响没有说话，后来他让我坐下，语气沉重地给我讲了一段让我终身铭记的话。他说：不管什么专业，只要做得好就不会没出路，作为学生，你不应该过早的考虑未来，而要一心要把学业做好。  

　　我们做科学研究不光为了谋生，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人类探索自然的责任。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对科研的兴趣，他才能把工作做得好。我羞愧难当，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竟然这么短视，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动摇过毕生从事科研的决心。  

　　那时，抱着只为了改善生活，而到国外留学的人肯定不在少数。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间，几百万中国人涌到国外留学，竟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国外留学的中国人虽然没几个，却出了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数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我辈愚昧吗？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像他们那样一心扑在学问上？  

　　我的导师工作非常努力，当时他已50多岁，每天很早就到办公室。有一年圣诞节，在校园里我看见他朝着办公室走去，就立刻迎上去，表示对他的勤奋感到吃惊，他用手势制止我继续说下去，在他看来，在节假日上班是很自然的事。  

　　在以后的20多年间，我的工作单位和我访问过的若干高校，以及研究所的那些教授与研究员都十分努力地工作。我们中国人并不比人家聪明，如果勤奋也不如人家的话，怎么可能在科研上比别人做得好。国外大学的教育跟国内不一样，管得没那么细，导师只进行方向性的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文献自己去找具体的科研题目，这对我的锻炼特别大。  

　　的确，一个研究生如果在学习期间过分依赖于导师，毕业后他是很难独立工作的。我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结果，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在我所从事专业的重要刊物上发表，不到四年时间我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随后，我顺利进入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国家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成为了一名博士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真锅淑郎，当时就是这个实验室的教授，我在实验室的咖啡屋和学术报告厅经常见到他。  

　　实验室有浓厚的学术氛围，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两场以上的学术研讨会，这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从而让我更加热爱我所从事的专业。这个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实验室里竟然没有食堂，只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屋，提供一点开水而已，教授们都自带三明治，中午在办公室里啃几口，又接着工作。  

　　博士后的期限一般是两年，过了大概一年，我开始考虑下一站的去处。一天下午，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加拿大气候模拟与分析中心的负责人打来的，他是从我导师那里问到我的电话号码，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做研究员，让我去负责气候模拟中的一部分，可能怕我不去，他反复强调这是一个永久位置。  

　　在西方一个教授或者研究员的位置是很难拿到的，竞争如此激烈，哪有工作找上门的好事？放下电话，我耳边又响起了我导师的话语：不管什么专业，只要做得好就不会没出路。 

　　我又回到了加拿大，并在加拿大气候模拟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Climate Modelling and Analysis）工作至今。在西方科研单位工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际关系简单，大家不争不抢，工作上十分协调。在这20多年来，我不记得跟谁发生过利益上的冲突。  

　　对荣誉和地位，西方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看重，他们做科研更多是出于兴趣和责任。在我所在的研究所，有段时间也有两位加拿大科学院的院士，大家对此根本没在意。西方评院士，只是对你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并不代表太多别的东西。  

　　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位，你们当院士有什么好处？他想了一下很认真地回答说：有啊，每年圣诞节，加拿大皇家科学院会请我们吃顿饭。我差点笑出声来，中国的院士可是享受部级待遇呀。  

　　他经常向我们抱怨，他申请的科研经费又没被通过，看来院士的头衔在经费申请中一点不占优势，这跟那些只看重虚名的国家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如果把非学术的东西看得太重，他们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广泛结缘日子，就一定还很遥远。  

　　从2009年起，我与国内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所科研开始了合作，帮助国内的导师带研究生。我也接纳了几个中国学生到我所在的研究所进行联合培养。近10年来，国内的科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上发的文章越来越多。国内的确有不少优秀的博士生，但我感觉国内博士似乎招的太多，最让我不理解的是几乎每个博士生都能拿到博士学位，他们中有的人并没有达到博士的水准，完全不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在海外好一点的大学，一个人不能独立完成博士论文是会主动离开的，硬把博士帽子戴在他头上，对他自己和社会都不利。  

　　肯定有不少中国学生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对科研没有一点兴趣和责任，他们读研究生只是为了混文凭、找工作，或别的什么目的。我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碰见一位好的导师，能培养起对科研的兴趣，从而能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工作。  

　　仅仅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30年前相比，情况完全倒过来了，现在我经常听见的是，某某某从国外回到国内某高校或研究所工作，其年薪比国外一般教授和研究员的收入高很多，给科研人员如此高的待遇可见国家对科技有多么重视。  

　　现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中又兴起了回国热，对此我没有一点热忱，我早已过了冲动的年龄，考虑更多的是什么地方更适宜开展我的工作，科研是一种兴趣和责任的观念早已深深的浸入了我的骨髓。当然，我将继续和中国的同僚合作，能为国家做点事，是对祖国培养我的一点回报。  

　　30年匆匆而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批出国大潮中的留学生，有的又赶上了回国的浪潮，有的仍在国外打拼，有的可能已经退休。只要我们奋斗过，无论是否施展了自己的抱负，就不会遗憾，也不会感叹生不逢时，我们这批人的生命历程中肯定都经历过太多的风雨。  

　　今天，我们眼前就宛如一幅加拿大的秋景，漫山遍野嫣红的枫叶，让秋日充满了深情和温暖，这是白雪皑皑的严冬前的最后一抹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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