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前途出国

    在中国，一种现象成为潮流，常常只是眨眼间的事情。

    2005年，我去美国读高中时，国内的学生出国读大学尚属少见。前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实习时，为当时供职的美国杂志社写稿，发现出国读高中在大陆已经蔚然成风，自己当年申请的Deerfield Academy，每年的中国申请人已经翻了20倍不止。

    如今身在北京，又是在一次写稿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采访的对象已经变成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甚至刚满十岁的孩子。越来越多地，中国的家长正趁暑假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国外参加夏令营。电话那头稚嫩的童声，已经在向我描述黄石公园的优美景色和迪斯尼乐园的乐趣横生。

    不出意料的，许多父母送孩子早早出国是希望能帮助孩子增加考上国外名牌大学的筹码。然而在对话中，我感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替孩子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无法给予的教育方式和社会环境。

    “我的孩子属于在学校挂上名了的淘气，”一位北京的父亲向我描述他十岁、正在美国参加夏令营的儿子。“他喜欢的书读过几遍可以背下来，不喜欢的科目却无法强迫他学习。中国的教育对这样的孩子不合适。”

    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多年，例如“批判性思维”一类的西方教育概念，也已经在家长脑海中逐渐具备了具体而实际的意义。“在中国的文科教育里，它只教给你东西，事实，而不是教给你思维方法和逻辑，这是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一位北京女孩的母亲解释，“与其在中国，还不如出国学一点真东西。”

    另一位江苏的父亲言简意赅地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不要人云亦云。”

    作为从国外读书回来的留学生，目睹这种变化让我感到十分欣喜。十几年前家长在书店抢购《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心态已经渐渐被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所取代。比起学校的名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教育在每个孩子成长中所起到的作用。

    这种心态无疑也会对出国的孩子造成影响，改变他们的追求与对留学的理解。加之现在的学生留学日趋低龄化，在他们兴趣与性格仍然十分可塑的阶段便接触到西方的通识教育和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对他们吸纳西方教育的真谛会有意义深长的帮助。通过个人经历，我感到这种吸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人文学科的学习。然而这正是留学生在出国前，国内教育为他们做出准备中最薄弱的一项，也由此成为他们在留学时往往最被忽视的一个领域。

    从国外回来，国的朋友们聊天，有时大家会开玩笑，将我们新一代的“小留学生”和二十世纪初由清政府、达官显贵或书香世家送出国的那一代“前辈”做比较，说在东西方社会受教育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像那一代人一样，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中西合璧。

    这样的比喻总让我偷偷汗颜。二十世纪初留学西洋的莘莘学子，成长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起伏动荡之中。他们在出国以前许多人已经饱读诗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国难当头，各种思潮争鸣，为中国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留学海外的行为，也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尝试与探索。

    而如今出国留学的新一代留学生，出国以前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化的积淀又来自于哪里？是语文课堂上对古诗古文的大卸八块囫囵吞枣？还是历史课上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和文化大革命的肤浅认知？是思想政治课上逐条铭记的正确性？这样的教育在学生身上留下的痕迹难以磨灭：虽然如今的学生对这样的灌输早已不是全盘接受，不过却也无法公然挑战，于是有口无心地跟从着书本，难以享受到人文学科本应带给思想的挑战和乐趣。

    于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出国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和好奇心早已被中国教育磨灭。出国的目的与其说是将西方教育作为自己已经受到的中国教育的比较与延伸——如同二十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不如说是对中国教育的放弃与逃离。留学也由了从开阔眼界，挑战自身认知的行为而变成仅仅是增加自身就业竞争力的砝码。

    这从出国以后的中国人在学校所选择的学科与专业便可见一斑：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刚刚发布的《2012年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管理学、经济学和理工科的回国就业人数占了留学回国就业总人数的80%，导致这些领域求职人员远远供大于求。这种现象在我身边同样常见：和我一届毕业的来自中国的大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大学里选择了经济作为专业，原因是人文学科那时在我眼中虚无缥缈，纸上谈兵。

    然而出国时间久了，我渐渐了解到，也正是美国学府中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学科，正在无形中改变着我的思考方式。英文课上的圆桌讨论让我逐渐抛弃了以往被动而死板的阅读方式，不再习惯性地去用简单的语言去概括中心思想，而学会将材料当作文学作品去鉴赏，调动感官和想像力，将阅读变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体验。

    写作课的宽松的思维环境和严谨的逻辑训练教会了我在写论文时如何就一话题自己立论、论证与总结，而并非像国内的议论文训练一般，文章能够采纳的角度和观点早已被题目死死框住。

    社会学讲座上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抽象晦涩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让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被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铭记，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理论接受分析与质疑时，原来也可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美国大学的学习过程点燃了我对这些学科迟到的兴趣，也帮助我在毕业后选择记者这一行业，将所学所想用来分析了解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正是在走上这条路后，我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具备与欠缺这种批判性的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差别：在我的美国同龄人中与记者中，我发现许多人对周围的环境和现象，都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分析的本能。

    他们在看待事物和分析现象时，会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和固有的成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去挑战它们，避免因为自己的思维懒惰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们很少会因为认同一个人而将他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纳，也很少会因为否定一个人而彻底拒绝去斟酌他的想法，而接纳与反对，又很少取决于对方的权威与身份。当然，心理学有所谓的确认偏误，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选取收集某些证据，忽略不利的观点和资讯，用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这一点倒是在我接触的高学历背景美国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些。

    这种思维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从一方面来说，这是生活在一个言论开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带来的益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离不开西方高等教育中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和教授的方式。通过对学生多年的熏陶，它已经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而对中国教育稍有了解的人们便明白，这正是没有收过真正人文教育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

    举一个为众多中国人所熟知的例子。不少中国读者都读过美国作家何伟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并且十分喜爱这两部作品。每次国人谈起这两部书，我都会问对方他们对作品的好感源于哪里。“他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独到”和“他比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是我常常听到的答案。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语言准确表述，我想何伟的作品可以征服中国读者归根结底的原因中或许有这样几条：他能够跳出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成见，以诚实的笔触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他能够敏锐捕捉中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他的描写对象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之中，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特征；他对他的所见所闻不轻易做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定夺，而往往将形成观点的权利交给读者。

    在美国读书多年后，我感到这其中的哪一条也脱离不开我在美国学习时，人文社科学科所传达的理念以及培养的思维习惯。

    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环境下，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中国人脑海中被广泛忽视，在美国这个有着悠久通识教育传统的社会里也引起大众辩论。英文、哲学、历史等学科真的可以给予人们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经济下生存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吗？人们在问着自己这样的问题。

    然而正如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艾德孟森(Mark Edmundson)在八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专栏中所提到的：“人文学科并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质疑成功。”“处在所有人文学科最核心的，是一场海纳百川而深思熟虑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与生存的讨论，”艾德孟森写道，“这场讨论不应盲目崇尚任何结论。”

    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讨论似乎格外有必要，而展开这样讨论的思想基石和恰当方式，便蕴含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之中。如同学习一门语言，这种人文教育在学生思维定型以前，越早施加它的影响便越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