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学霸”一词,原指把持学术话语权的人,现指专注于学习、分数很高的学生。尽管国内对“学霸”褒贬不一,但他们树立起的“不拼爹,就拼己”的典范无疑具备正能量。相比之下,国外的“学霸”什么样?他们是否被推崇为“全民偶像”?
美国:“学渣”毕业后不好混
也许是受到影视剧影响,国内对美国学生有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很多美国年轻人不爱学习,大学生热衷社交派对,兄弟会喜欢把酒言欢。事实上,这只是美国教育的一个侧面,而从主流来看,美国学校及家庭对学生的成绩还是相当重视。除了一些纨绔子弟,大多数美国人视教育为重要投资,很多人为了上大学要申请助学金或向银行贷款。一年五六万美元的学费,如果不学出点名堂来,实在对不起这个高昂成本。
很多大学里的兄弟会都对GPA(平均成绩点数,是大多数大学评估学生成绩的制度)有要求,没有达到3.5,连入会资格都没有。此外,没有一家知名企业愿意聘用平均分才达到C水准的学生。也没有知名大学会录取这样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所以不要轻易相信学渣照样能在美国社会混出名堂。尽管美国大学生毕业不至于失业,但如果成绩烂,美国人会认为你只能混口饭吃,而谈不上拥有职业前途。
在强手如林的美国中学和大学,人们对硬啃书本、成天泡图书馆熬出好成绩的学生叫“Grind”,本意是研磨的意思,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这类学生把较多时间花在学习上,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但和死磕相比,美国人其实更欣赏综合素质出色的学生。这类人不仅成绩出色,而且工作经验丰富,各类活动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能在组织当中起到领袖作用。他们擅长利用时间,讲究效率,会在健身房一边练瑜伽一边用平板电脑看材料;会在考前到图书馆大战三百回合,也能在周末跟同学把酒狂欢;可以去谷歌、亚马逊实习,也乐意为教会做周末义工;在所有科目获得全A,也可以利用一个暑期项目挣到数万美元。
可以说,美国学霸始于高分却不止于高分。创意和领导力是一个优秀生走上社会的必备条件。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是斯坦福大学的高分毕业生,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是普林斯顿校史上GPA最高的毕业生之一。中国人喜欢提起从哈佛辍学创业的比尔·盖茨,实际上,他的SAT成绩也够得上今天的学霸标准:数学和语文两门的总分是1600,他考了1590。在美国人眼里,这才叫霸气。(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王海)
韩国:一半国会议员是“学神”
在韩国,人们喜欢用“学虫”“学神”来称呼那些热爱学习且成绩超群的学生。去年底举行的韩国高考出现33名满分获得者,其中一名是来自全罗南道一所外国语高中的女生,人们称赞她是“学神”中的“学神”。在韩国,外国语高中、科技高中、国际学校等名牌高中被普遍看作“学神”大本营,通过“中考独木桥”的尖子生方能进入这类高中。校园的氛围也相当“求学派”,看到学生拉着旅行箱上学不是新奇事,因为这些“学神”要以大量教材和参考书为伴,一般的箱子不够用。
与中国相似,韩国人十分看重考试成绩,拼命学习考上三大高校(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以及国外名校是最高目标。到了大学,学习尖子们一般仍能保持刻苦钻研的好习惯,毕业后不难找到好工作。韩国两大门户网站NAVER和DAUM的创始人李海珍和李载雄分别毕业于首尔大学和延世大学计算机系。这两位IT大佬都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学神”。
“学阀社会”在韩国是“学历加门第关系”的统称。学界精英会形成专属他们的“圈子”,寒门子弟想进入这个“圈子”,只能通过学习来实现“身份晋升”。有人在2013年10月做过统计,在298名韩国国会议员中,毕业于最高学府首尔大学的有81人。其余依次为高丽大学(25人)、延世大学(23人)、成均馆大学(22人)。从这四大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神”政客占国会议员总数的50.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任蔚山市长金起炫(曾连续3届当选国会议员)。毕业于首尔大学的金起炫在校期间平均每天只睡4小时,多年苦读终于通过难如登天的司法考试,顺利进入司法系统,并逐步走上仕途。即便在当选议员后,金起炫仍被称为“学神”,经常抱着资料奔走各地了解民意,并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提交法律议案。如今,他依然手不离书,践行“活到老学到老”。
就目前看,韩国各大公司招聘员工时,也打破不了“学阀”观念,毕业于哪个学校、取得什么文凭几乎决定录用与否。韩联社此前报道说,一家调研机构今年上半年针对2514名27岁左右的韩国年轻人进行题为“幸福年轻人的特征”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是高学历、高门第的年轻人越幸福。这里的“门第”指的是毕业学校。比如,同样是四年制大学本科学历的人群,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更能感到幸福。分析称,在十分重视学历和门第的韩国社会,年轻人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单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上述两个因素。这也正好应了那句话,“年少不争当学神,老大只能徒伤悲”。
而对于那些批评“一考定终身”制度和“学阀”观念的韩国人来说,下列数据可能是最好的反驳。1998年至2007年十年间,在通过司法考试成功进入司法系统的精英中,毕业于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及高丽大学这三大名校的人数占总数的65.5%。要知道,司法考试可不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而是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因此,主张“精英教育”的韩国人认为,休怪“学阀”观念绊住你的就业梦,真正的掣肘是“你的付出没有别人多”。(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曾欣,金惠真)
印度:拼爹和“拼己”兼而有之
就学霸这个话题,《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到印度泰戈尔学校副校长普瑞缇女士。该校实行12年一贯制教育,在印度有相当知名度。普瑞缇女士认为,印度跟中国一样,古时候的教育都以背诵为主,现在的教育也不免受到影响,记忆力超群、擅长背诵的孩子往往会取得优异成绩,成为人们所说的学霸。
传统上,印度定义学霸的时候往往只看文化课成绩,而不看体育、艺术等综合素质的表现。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在类似泰戈尔学校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学校,评价学生的办法更趋综合化,在校活跃程度、个人影响力以及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分数也在评价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
自古以来,印度就盛产智者和哲人,比如佛祖释迦牟尼。当今的印度也沿袭这一传统,出现许多早熟的学霸。被称为“世上最聪明男孩”的阿克里特·贾斯瓦尔11岁时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进入旁遮普大学学习,成为印度最年轻的大学生。从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方面来讲,印度人认可并崇尚天才儿童之说,他们认为天才的特殊禀赋是神的恩赐。印度教育部门专门面向9岁到16岁的超常儿童开设“天才儿童学校”,每年2月在全国统一进行考试。目前全国有约600所“天才儿童学校”,每年约有2万名学生进入这些学校学习。
“印度导弹之父”卡拉姆和“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辛格读书时成绩都很优异。步入职业生涯后,他们在教育、科研、政界等不同领域都有建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印度只有学习好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许多政界、商界名人在校时籍籍无名。比如现任总理莫迪的成绩非常一般,唯有辩论才能出众。印度商业巨头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塔塔也没有辉煌的学生生涯,14岁就随父到孟买谋生。
普瑞缇女士告诉记者,在教育方面印度国很像,学生面临沉重的高考压力和就业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两国的老师应该保护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学习热情,尽量不要去禁锢他们的天性。
在大学任教的库玛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家庭条件和社会关系至关重要,许多政界、商界家庭都是子承父业。有一项调查显示,印度各级议会中的议员有八成以上是官二代。相对而言,普通背景的孩子要想出人头地,学业出众、获得一个好文凭往往是基础条件。而在步入职业生涯后,情商甚至比智商更重要。
但事有例外,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CEO的班加罗尔男孩儿苏哈斯·戈皮纳思就是逆袭的“学霸”。苏哈斯13岁时学会创建网站,14岁建立自己的软件外包公司。尽管他的中考成绩非常糟糕,公司却取得成功,现在更成为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跨国大公司。不过苏哈斯的家庭笃信正统教育的重要性,目前苏哈斯在父母的建议下正在大学校园回炉,念的是工程学。不过令苏哈斯“苦恼”的是,那些学霸同学都称他“先生”,争着跟他合影并索要签名。(本报特约记者张笑竹)
德国:不单以分数论英雄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科学学者胡莱尔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德国大学以前都是本硕连读,毕业读多少学期也没有限制,“学渣”特别多。许多学生35岁还在读大学。前几年大学进行改革后,“学霸”又开始多了起来。
“德国大学里的学霸一般指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的学生。”胡莱尔曼说,总体来说,学校和社会对这类学霸持肯定态度。当然,学霸们也有得有失。一项调查显示,2/3的德国学霸患有焦虑、失眠等症状。
德国各行各业的领导者有许多是大学里的学霸,比如红火的网上鞋店乍蓝多的创业者。不过许多大企业的老板在大学里并不突出,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可以说,德国人从不把“学霸”和“学渣”的发展进行比较。他们认为,在学校的表现和在社会上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是个伪命题。
有趣的是,德国有3名学霸反而因“学得过快”被校方告上法庭。这3人在短短20个月内完成60门考试,只用了正常学生1/4的时间。3人分工协作,听取不同课程,之后交换笔记,以这种方式提前完成学习任务。他们甚至还有多余精力到银行实习。校方认为,这些学霸违反校规,必须补足每人3000欧元的学费。好在最后双方握手言和。3人毕业后出书介绍成为学霸的过程和心得,受到各大媒体推荐。胡莱尔曼对此表示:“德国大学都是学分制,仅靠记忆是不够的。有人学得快,那也是真才实学,理应获得社会的尊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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