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院校停止中美合作本科项目招生的决策标准解析

2025年至2026年间，美国高校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办学项目经历了一轮显著的收缩。据南华早报基于公开文件与大学信函的统计，在五角大楼推动的审查行动中，30所美国大学累计采取了超过80项与终止相关的行动。弗吉尼亚理工加速关闭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联合本科项目，亚利桑那大学终止在华微型校区，佐治亚理工学院退出深圳学院，密歇根大学结束与上海交通大学近二十年的合作——这些案例背后的触发机制各不相同，但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美国院校在决定是否继续运营中美合作本科项目时，正在依据一套多层级的标准体系进行权衡。

一、联邦行政审查与经费杠杆：最直接的触发机制

2025年8月，美国国防部向30所大学发出指令，要求其审计与中国等“黑名单”国家机构的研究合作关系，否则将面临失去联邦研究经费的风险。这一指令的法律基础在于，接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遵守联邦政府设定的研究安全标准。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副部长埃米尔·迈克尔在审查完成后明确表示，未能达到研究安全标准的机构“将不会获得纳税人的资金”。

这一机制的特点在于，它并不直接命令大学终止合作，而是通过设定经费准入条件，将合规压力传导至院校层面。对于高度依赖联邦科研经费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而言，这一杠杆的效力较为直接。弗吉尼亚理工在致国防部的信函中陈述，该校此前已于2025年决定逐步关闭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联合本科项目并停止招收新生，近期则决定加速关闭进程。田纳西大学在国会特别委员会施压后，终止了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协议，校方在终止信中称该协议“并非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件”。

这一层级的审查标准主要围绕“研究安全”展开，关注的是合作是否可能使美国的研究成果、技术方法或关键数据面临被外国实体获取的风险。对于以教学为主的本科合作项目，如果合作方涉及被列入黑名单的机构，或项目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课程与研究训练，被纳入审查范围的可能性会相应上升。

二、制裁名单与实体清单：自动触发的硬性边界

在美国院校的决策逻辑中，合作方是否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构成了一个近乎自动触发的硬性条件。两条名单最为关键：商务部管理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和国防部管理的“第1286条名单”（Section 1286 list）。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实体清单的触发效应。该校在官方声明中说明，202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将天津大学列入实体清单后，佐治亚理工“立即开始对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和伙伴关系进行全面审查”，并决定不启动原计划的博士项目，将深圳学院的学生规模限制在原定目标的10%。声明直言：“迄今为止，天津大学仍在实体清单上，这使得佐治亚理工学院与天津大学的合作、进而与深圳学院的合作，不再具有可行性”。

第1286条名单则包含了130个被华盛顿视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外国机构，以中国高校为主，也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的机构，复旦大学等中国领先的民用大学亦在其中。国防部在审计指令中明确将“与黑名单上的中国机构的伙伴关系”列为审查对象。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最初认为无需切断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联系，但在国防部坚持下，最终终止了该协议，因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近期被加入了黑名单”。

这一标准的核心逻辑是：合作方的名单身份本身即构成终止合作的充分理由，院校层面的裁量空间较为有限。对于计划选择中美合作本科项目的学生而言，合作中方院校是否出现在上述名单上，是一个需要在决策前优先核查的变量。

三、国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与点名：持续的政治压力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推动合作项目终止方面扮演了持续施压的角色。该委员会并不拥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其发布的报告和致校方的信函，构成了院校决策时无法忽视的政治语境。

密歇根大学终止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的决定，被普遍视为该委员会施压的直接结果。委员会主席约翰·穆莱纳尔在密歇根大学校长与国会领导人讨论后致信校方，随后校长确认终止合作，并表示将“加强对国际学生签证申请的审查”。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退出同样伴随着该委员会的前期施压——2024年5月，委员会主席致函佐治亚理工校长，要求详细说明与天津大学的所有合作。

2025年9月，该委员会与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联合发布题为《联合学院，分裂的忠诚》的报告，亚利桑那大学被列为维持“高风险”中国伙伴关系的院校之一。亚利桑那大学教务长在随后的公告中说明，考虑到该报告及联邦政府所暗示的更广泛影响，该校“无法继续在中国运营微型校区”，因此选择终止这些校区，“以与联邦期望保持一致”。

这一层级的标准较为模糊，其效力来源于政治氛围的塑造而非明确的法律规则。被点名本身并不自动产生法律后果，但它会显著改变院校对风险的感知，并降低院校在面临其他压力时继续维持合作的意愿。对于合作项目而言，是否被国会相关报告或信函提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预警信号。

四、州级立法与行政令：地域性的法律框架

在联邦层面的压力之外，州级立法也为部分州内的公立大学设定了额外的合规要求。俄亥俄州2025年通过的《参议院第83号法案》包含两条涉华条款：禁止州内公立大学接受来自中国政府或军方及其附属机构的捐赠；要求高校不得与中国机构建立或维持学术或财政合作关系，包括研究资助和留学项目。中国教育部在2025年4月发布留学预警，专门提醒赴俄亥俄州学习的学生做好风险评估。

德克萨斯州则从投资端施加了影响。州长阿博特要求管理着约800亿美元资产的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A&M投资管理公司从中国资产中撤资，并指示州政府机构采取类似行动。德州A&M系统随后表示已终止所有“高风险”合作关系，且“与任何受关注国家（包括中国）均无活跃的研究协议”。

州级标准的特点在于其适用范围受地理边界限制。一所位于俄亥俄州的公立大学所面临的合规要求，与一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私立大学并不相同。但州级立法往往比联邦行政指令更为具体和刚性，留给院校的裁量空间更小。

五、财务可持续性与招生现实：非政治性的退出逻辑

并非所有终止都源于地缘政治压力。对于部分项目而言，财务上的不可持续性构成了独立的退出理由。

里德大学终止一项持续21年的合作项目，被分析为“更多源于自身财务困境”，而非政治因素；参与人数下降只是表象，该校深层的财务危机才是终止合作的深层原因。美国大学在国际分校运营中面临的普遍挑战——入学率低于预期、学费收入不足以覆盖行政支出、缺乏强有力的筹款渠道——同样作用于合作办学项目的存续决策。

这一标准在分析中容易被忽视，但它提醒我们：即使没有联邦审查或国会施压，一个合作本科项目如果长期无法在招生规模和财务收支上达到院校的可持续性预期，同样可能被纳入终止的考量。对于合作项目而言， enrollment 表现和收入结构是院校内部评估中持续存在的变量。

六、不同院校的裁量差异与行动的“梯度”

上述标准的叠加并不意味着所有院校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华盛顿邮报查阅17所被要求审查的大学文件后发现，仍有6所大学表示计划保留至少部分与中国学校的合作关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委员会报告点名清华-伯克利深圳研究院后，曾公开表示伯克利的研究“原则上向全世界开放”，未发现伯方教职员从事其他目的的研究，但随后仍告知委员会已开始放弃对该联合实体的全部所有权。

院校的反应呈现出一种梯度：从公开辩护并维持合作，到保留部分非敏感领域的合作，到停止新招生但允许在读学生完成学业，再到加速关闭现有项目。这一梯度说明，标准本身是分层的，而院校在每一层标准面前的敏感度和承受能力并不相同。私立顶顶大学在联邦经费依赖度、政治压力感知和自身声誉管理之间的权衡，与公立旗舰大学或区域性院校存在差异。

七、对规划合作办学路径的启示

对于正在考虑中美合作本科项目的学生和家庭而言，上述决策标准提供了一个评估项目稳定性的观察框架，而非简单的“去或留”的判断。

核查合作方的名单身份是基础步骤。如果中方合作院校出现在实体清单或第1286条名单上，项目的存续风险需要被纳入考量。关注项目是否被国会相关报告或信函点名，可以作为中期预警信号。了解所在州是否有涉华教育合作的限制性立法，对于评估州内公立大学项目的合规环境具有参考价值。同时，项目的招生规模和财务模式也值得关注——一个长期 enrollment 不足的项目，即使没有政治压力，也可能因院校内部的预算逻辑而面临调整。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标准主要作用于机构层面的合作办学安排，与个人自费申请赴美留学的路径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俄亥俄州SB 83等法案针对的是高校与中国机构之间的协议和资金关系，而非个体学生的入学申请。理解这一区分，有助于将机构合作项目的变动与个人留学规划放在各自适当的框架中加以评估。

合作办学项目的稳定性，本质上是院校在多重合规要求、政治信号和自身资源约束之间持续权衡的结果。对于山西的学子而言，在选择合作办学路径时，将上述标准作为项目评估的参考维度，而不是仅凭项目名称或合作院校的声望做出判断，是在不确定性中保持主动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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