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咋现在才来啊。”医生看了看我嘴巴说。
“这……不是上火么?”我疑惑。
“你这……是心里压着火,不痛快着呢。”
他话里话外让我想开点。内心郁结,才以嘴巴为中心成片发红、起包、破皮,疼痛难忍。
诶?竟然不是因为蹭猫猫过敏、也不是因为淮南牛肉汤或者楼下每晚23点出摊的东北烧烤太辣,而是…心情不好导致——烂脸。
摸不着的情绪用看得见的形式向我抗议。
也是这个契机,让我动了留学的念头。朋友问为什么非去不可,我给不出漂亮答案,只觉得自己像一截形状正确但站不直的软管。你得走,至于走去哪,走着瞧。
后来我想到一个比喻。
小动物有尾巴。开心时翘,不安时夹,好奇时微微颤动。一根尾巴不说话,但什么都说了。
很多地方的习俗是给小狗断尾。不是因为尾巴有毛病,只因为“这样比较好看”“这样比较符合标准”。切掉之后,狗狗还是那只狗狗,还是会跑会跳会叫。但“高兴不高兴”,看得不那么清了。
我觉得自己就是那样。
说不清从哪天开始,但一定是一截一截切掉的。每一次小小的妥协都像一把钝刀——选一个安全的方向、说一句标准的话、做一件不会出错的事。不痛,但等你回头,身后空了。
空着的地方不流血,但怪怪的。
人类没有尾巴。所以人类有时候读不懂自己,徒增了许多烦恼。我们习惯从外界找原因——猫猫过敏、牛肉汤太辣、甲方阴晴不定、加班太多——唯独不肯承认,身体比大脑诚实得多。
它用溃烂、失眠、莫名的疲惫替你喊了一声。
到了日本之后,我才慢慢察觉到某种差别。那边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上大学,是真的有想研究的课题;选择的研究室,是经过一学期各个研究室的体验之后,最终的心之所向。
有人研究北海道的方言拟声词,只因从小就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发音;有人做形态诡异的陶器,就想试试泥土在极限状态下能长成什么样。做作品不是因为要交作业,就是单纯地——想知道。
他们学习、工作、熬夜赶工时,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自觉地晃动着。那种晃动很轻,像呼吸一样不需要理由。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问自己:啊,我是不是,也曾有过那样一根尾巴?
应该是有的。小时候画画,没人规定画什么,能趴在地上一整个下午,长短一致的彩铅,消耗到长长短短,反应过来手挺痛的,但一点不累。那时候,它应该在的,它在开心地晃。
只是后来的某一天,“摇尾巴”成了一件不安全的事。它暴露你的喜好、你的偏向、你那些“不务正业”的快乐。而一个适应环境的好孩子,应该没有尾巴——那样才干净、才不惹麻烦。
很多人就这样被去了尾。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是被人摁着切的,有的人,是自己动的手。
留学让我意识到:正确的选择,你的心和尾巴会是一致的。
不一定非是留学。而是当你置身于一个允许“奇怪”、允许“无用的热爱”的环境里,那根被你遗忘多年的尾巴,会像冬眠醒来的小动物,试探着动一下,再动一下,然后慢慢地、不确定地,重新开始摇晃。
那种感觉像一直以为自己是哑的,突然有一天发现——原来你会唱歌。
回国后有人问我留学值不值得。我含糊过去,但心里有答案:
值不值得,不在于带回了多少技能,而在于找回了那根切掉的尾巴。
现在的我还是会妥协,还是会做很多“不得不”的事。但至少我知道它在。会在说真心话时翘一下,会在遇到真正打动我的作品时微微抖动。它很小,别人看不见。
但我知道它在。
这就够了。
这就值得出门一趟,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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