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战后第一本日本文化论-新东方前途出国

李长声

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

一九八八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

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黄昏清兵卫》。

     议论日本，这就是日本论。有所偏重，就叫作日本人论，或者日本文化论。社会结构、精神构造等，可谈论的事项有很多，我侧重于文化，侧重于人，亦即国民性。我们也经常谈论我们自己，大至国家，小至柴米油盐。例如辜鸿铭，台湾的柏杨。当然，写中国文化论，写中国人，最深刻的，是鲁迅先生。他刻画、塑造的阿Q，到现在还活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日本人喜爱日本论，简直是活在日本论当中。不仅喜爱自画像，而且喜爱别人给他们画的像，无论画得美，画得丑。不仅多事之秋大谈日本论，盛世也大谈日本论。这倒像《菊与刀》那本书（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的，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是日本的历史给日本人造成的民族心理，甚至是心理压力。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战后第一本日本文化论，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美国是一九四六年出版，日本一九四八年翻译出版。可以说，给日本人的震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本日本论，真的是空前绝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使后来很难有人再超过它对日本的影响。

    《菊与刀》的菊常被想象为皇家的标志，其实书中说的是人工侍弄菊花，制作菊花盆景，是一种人工美。常说日本人热爱自然，实际上他们不大主张改造自然，但很爱修理自然，日本庭园是一个典型。我国养菊花也同样加工，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一方面为培养菊花用尽绝招，另一方面崇拜刀，把最高荣誉归于武士，所以菊与刀是一幅画的两个部分，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这就构成两面性，二重性。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妄自尊大；一方面因循守旧，另一方面顺应新事物。《菊与刀》把日本文化加以类型化，所谓耻文化，而且跟欧美类型的罪文化相对。战败后日本被美军（盟军）占领，没有一亿玉碎，但人人都灰头土脸，度日维艰，此书把日本文化在类型上与西方文化对等，使日本人为之一振。对于日本历史来说，这才是此书的最大贡献，远远胜过了圣德太子要跟隋炀帝平起平坐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作者对日本人的性格有很多发现，例如日本人避免竞争，害怕竞争失败所带来的耻辱，这样的现象在现在可以看到。又认为日本真正强在失败之后换一个方向倾注努力。日本人确实有个特点，也就是转向。比如战败投降了，麦克阿瑟走下飞机，他很担心日本人打游击，到处抗议，结果日本人几乎一点儿没反抗。当然也有人说崇拜天皇，天皇投降，大家就投降。当时企图顽抗到底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最忠于天皇的军人。实际上，日本人并不那么听天皇的话。例如当今的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带头喊天皇万岁，但天皇不参拜靖国神社，他却去参拜。

    我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三大差别，一是地理的岛国与大陆，二是历史的万世一系与改朝换代，三是单一民族与多民族。当然，日本其实并不是单一民族，但形成了这种文化意识与心理定式。中国经常被入主中原，抵抗就会出民族英雄，很讲究气节，所以电视剧也特别爱抓叛徒，除之而后快。日本人不大有气节的观念，不大把转向当回事。我们的影视剧演日本鬼子，动不动切腹自杀，这是夸张了日本人的坚强。他们害怕当俘虏，是被军队洗了脑。如果都那么坚强，八路军中的那些日本兵都哪儿来的。前些日子看过一个NHK播映的那种档案片，美军（盟军）分析日本兵俘虏的特性，例如他们被教育活捉之前自杀，但没有教育他们万一被活捉了之后的做法，结果一旦当俘虏就不知怎么办了。再是优待他们，他们被“义理”感动就痛痛快快地转向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在车上听了天皇的投降诏书（其实叫投降诏书不准确，那是天皇对国民发出的诏书，并没有说我们“败北”了，而是说“收拾时局”，发动战争、结束战争由天皇操纵自如），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想应该出一本“学英语手册”。匆匆忙忙找了两个人编写，只有几十页，美国占领日本不到三个月就上市，立刻畅销，印了三百多万册。当时日本物资匮乏，纸张限量供应，如果有纸的话，可能日本人手一册。

    所谓耻，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可怕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的戒律，而是世人的眼光，是人言可畏。所以，尽可能抑制自发的行动，自我防御，以免蒙羞，丢面子。不是以正确与否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是取决于别人怎么看。罪在自己心中，是绝对的，而耻则要以与他人的关系性为前提。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从《菊与刀》这个书名，没读过的人也可以从中文汉字的相对，想当然地大谈日本人的二重性，或者两面性。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野”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礼”，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给他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

    《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耻”。但是，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分析得更为透彻。他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

   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所以我译作“市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士”，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菊与刀》作者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

     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凌驾其上。《菊与刀》给我们的知识是一些碎片，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恐怕这也是它的吸引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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