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其中，相当比例是曾经就读国内着名高中的尖子生。国内优质生源流出国外和大量教育投资流失国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进入本世纪以来，出国留学热始终不减，高中阶段出国留学更是热上加热。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2012年增长了3.58%，报告还显示，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硕士留学在出国留学总人数中占的比例则明显下降。另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持续下降的高考人数。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市高考考生创历史新低，比2012年减少5.27%，统考考生比2012年减少3000余人。2014年，北京市高考共7.05万人报名，比2013年减少了2000余人。上海高考报名人数仅5.2万人，比2006年的11.38万人缩减了超过50%。
报考人数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高中阶段出国或弃考留学的人数显着增长是其重要原因。这波低龄留学热潮的学生家长构成，已经不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富人、官员和知识精英家长为绝大多数，现在普通工薪阶层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学生也不是成绩不够优异不能被一本院校录取的学生，相当比例是曾经就读国内着名高中的尖子生。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消费几何?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0—2011年度，外国留学生仅向美国大学支付的学费就高达143亿美元。再加上生活上的各种花费，留学生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总值高达202亿美元。对学生来说，去美国留学本科四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为16万～25万美元。而去美国读私利高中的费用则高于读大学。这对中国中产家庭来说，费用还是相当昂贵的。
由上可以看出，国内的高校优质生源流出国外和大量教育投资流失国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是否该让更多的优质生源留在国内，如何让巨额的教育投资留在国内?日前公布的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方案，能否缓和这一问题?笔者试着做一番解析。
如何看待新一轮出国留学热?
从本世纪初兴起的新一轮的出国留学热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同，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废除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制度，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区，设立国家优秀自费留学奖学金等一系列措施为鼓励自费留学、回国服务提供了更畅通的渠道。在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更多的中国家庭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出国留学已不是部分有权有钱人的专利，中国已经进入大众家庭有基本条件支付得起留学费用的时代。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我国台湾等都经历过从公费留学为主到自费占绝大多数的阶段。另外，WTO视教育为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领域，欧美一些国家把留学(教育输出)作为重要的服务产业来发展，通过开设“洋高考”、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大量参加高校巡展等方式来吸纳中国学生。
从学生及家长的角度来看，到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学习，是所有孩子及其家长梦寐以求的追求。但具体到每一个学生个体，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却是各不相同。主要原因包括躲避国内激烈的高考竞争;对于目前国内高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整体质量认可度不高;随着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的急剧增加，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相较于在国内大学的同龄人而言，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无论从视野、学校品牌、英语能力和个人经历的成熟度方面，对国内一流企事业机构，尤其是跨国公司招聘人才，具有显着的就业竞争优势。目前家长对于孩子出国留学目的更加明确，选择更加趋于理性。所有这些动因都构成了新一轮出国留学热的基础，我们应该也必须顺应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尊重家长及学生的多样化选择。
如何看待优质生源流出国门?
教育的竞争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就是对精英人才的竞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长远利益。未来的中国，要实现中国梦，产业结构全面升级，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就必须对全球人才战争做出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回应。
现在国际教育界认为跨国教育和人才流动正经历着一个“人才外流—人才回归—人才循环”的过程。最开始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第二阶段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和人文、科研环境的改善，人才回归的力度逐渐加大;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驱动，人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循环。过去人才外流更多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单向流向美国，现在有所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逐渐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近年来，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高薪聘请和提高科研经费等办法加大了对全球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力度，一方面争取人才的回归，另一方面则采取优惠的、选择性的移民政策吸引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才逆流。
对中国是否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尽管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持焦虑态度。所谓“人才流失”就是“投入阶段”，由本国投入成本培养人才，“产出阶段”人才却去外国贡献。应该说，“高校优质生源流出国外”“人才滞留”并不完全等同于“人才流失”。根据教育部2013年统计，“中国有72%的留学人员选择了回国发展，不到30%留在了国外发展”，表明有七成以上的留学生返回国内。但恰恰这不到30%的留学人员留在国外发展造成了精英人才的外流。据调查，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留学—找到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模式。据《人民日报》载，“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这个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目前中国高中阶段出国学生占学生总量不算多，但确实出去的精英学生较多，有潜质的学生较多。中国95%以上的留学生是自费生，学习费用大部分由家庭支付，给学生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也造成了巨额的外汇流失。从前景看，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海外学习和工作是走一步看一步，并没有明确的去留意愿。追求经济收益，追求成功，追求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创业环境是每个青年非常正常合理的追求。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发达国家的优秀青年之所以竞相前往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拥有创业环境上的优势和较多途径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
我们要正视高校优质生源流出国外带来的潜在人才流失的挑战。对这种现象不能无动于衷，放任自流。不能想当然认为经济搞强了，硬件基础上去了，人才就会自然回归。要有高度忧患意识，但也不能因噎废食，重走闭关锁国之路。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宜疏不宜堵。
目前部分地区普通高中开设了以出国为导向的国际班。由于缺少政策规范，部分课程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收费高昂，引进的国际课程，大部分是以通过国外大学入学考试为目的的课程教学和国外大学的预科课程，外方合作机构为考试机构、国际文凭组织或大学等，不符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外方合作主体资质的要求。
公办高中使用公共资金，其办学必须体现公益属性，并以实施国家课程体系为主。中国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国内或国外上大学，但是公办高中基本职责不应引导中国的学生到国外去上大学;不应办成外国大学的预科班;不应高收费为少数学生服务。民办高中和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中不使用公共财政，在教育体系中可以起到满足学生多样化升学需求的作用。引进国际课程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有效路径之一，公办学校要做教育国际化改革的引领人，通过国际通行的课程方向和基础教育优势相结合，助推本土教改，补本土教育之短板。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为了遏制人才外流的趋势，政府有必要采取更加强有力措施，从体制、机制入手，全面改革我国现行的科研和教学体制。减少内耗，抵制学术垄断和嫉贤妒能，全面清理学术腐败现象。以国际化标准或国际通行做法，推动人才回归，鼓励人才环流，吸引海外学子和海外英才为祖国服务。
招考制度改革能否缓和这一问题?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上海市和浙江省9月19日分别发布了高考综合试点方案，从2014年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这次改革的总体定位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笔者最看中的是“科学选才”这几个字。
《实施意见》中强调要“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察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表述有利于引导高中学校更加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和潜能。我们传统的考试太注重智育，太注重分数。数十年来考试和评价的结果表明：过分强调分数的绝对公平容易抹杀人的个性，根据标准答案来评价学生的成绩必然压缩学生的独立思维空间。沪、浙两地的高考试点方案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通过区分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允许学生对等级性考试科目进行选择以及让高校尽早公布等级考试科目的要求让学生自主选择);引入考生综合素质评价(在衡量选拔学生的时候，不再只看单一高考成绩，也开始注重学生社会公德表现、个性、素质、能力);扩大高校招生的自主权(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特色，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这些思路和政策都是在“科学选才”上的重要突破，也是跟国际上彰显学生个性、重视学生潜能开发、对学生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包括统考、学业考、综合素质测试)等教育主流发展趋势相吻合的。
科学选才是遏制潜在人才流失的重要一步。我们的基础教育需要更多的理念更新，需要设计更加灵活的教学制度，以适应学生选择权扩大后带来的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学习需求。而高等教育直面应对潜在人才流失的挑战，则更加艰巨复杂。(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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