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沙田的香港科技园办公楼，面朝大海。耿春亚如愿坐在自己的大班台后，翻过那张十年前在维港的快照。背面赫然题着，“用两年去体验一种环境，用十年去追求一种理想，用一生去实现一种价值”。
他用两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的硕士学位，又用两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七年后，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结婚、买楼，是他最近办的两桩大事。房子最初选在九龙塘，“合约也签了，1620万，一个月里涨到2000多万”。
“以我们那一批最早的公费留学生来看，20%的人最终呆在了香港。而目前，每年进入香港读本科的群体不到两千人，有八千多人是一年制硕士生。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过2005年的港校对内地招生高峰以后，获得入境处永久居留香港批准的内地生人数上涨缓慢。”
在身为雇主的耿春亚眼里，内地过来的学生有闯劲，而经过香港教育的内地生，“角色感更强，懂得在其位谋其政，也更有专业意识。”
乔申常去“在香港赚米的大陆小豆子”小组，这里聚集了800多号和情况相仿的在港内地生。这些自称“港漂”的青年，衣食无虞，但对坚守城市的忧惧，和在“北上广”飘着的青年们并无不同。
画饼充饥似地讨论“香港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大家七嘴八舌，金融业OT(加班)太多;香港社会尊崇的“三师”之律师和医师，取得职业资格既不易，其标准和内地还不合拍。争了半天，公推在香港做教授是最理想的职业。
收入高、工作稳定又相对自由，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陈霜叶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获聘了留校执教。而依山傍海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吸引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获得者、长期流亡海外的诗人北岛留驻此地。
从北京大学到进入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陈霜叶都一马平川。如今栖身香港搞科研，她最感到适宜的是校方提供的清晰透明的学术环境。
“在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的是形式，学生还是亚洲式的。”香港的学生从中学教育开始，习惯于小组讨论，做project(项目)，更多是形式上徒具美观，比内地学生略显高出一筹。但是他们都不习惯于主动发问。
陈霜叶至今认为，自己的人格培养是在北大完成的，因为那里有一帮性情相投的同龄人。当年大家争读《读书》杂志的一幕在回忆中闪现，好像冥冥中注定了她走上学术道路。“看你追求什么，如果只是追求制度和环境，香港是要领先的，如果是注重的是身边相处的同学，我觉得一定是最优秀的环境中，得到的会更多。”
从大规模接纳内地生开始，香港的高校向欧美大学输出的人才也大幅度增加。在城大副校长林声群的意识中，“内地生都很有目标，他们从不觉得拿学士学位够了，本地学生的心态就不同。即便内地生把我们当跳板，我也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
关起门来一心读书的刘策，代表着在港内地生的一大群体。他们来港之前就明确了出国读书的方向，香港高校甚至有比较容易博取好成绩的便利。“因为这里竞争不如北大清华激烈。但是，国外学校可能听说过清华北大，你问他港大，他不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在大陆学生涌入之前，这里很少有香港学生志在出国深造。”
早为就业市场上最早试啼的会计专业学生，王璇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在校方的督促下，递交了简历、实习申请，准备在香港的第二年就开始实习。但她这次并不争先，“工作的时间将来有得是，还有更多学习之外的是值得体验，等到觉得该看的、该体验的都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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