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成为科技强国，要先从教育抓起-新东方前途出国

清华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创始人、总编辑鲁白

今天我想在 “新冠疫情” 和 “中美脱钩” 的特殊背景下，谈一谈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2020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使得它成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百年未遇的重大转折点。几十年后回看，它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经济、国际关系与政治。首先是新冠病毒大暴发，它的短期影响显而易见。疫情对交通、旅游、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也促进了网上教育、远程医疗、游戏产业的飞升。从长远来看，它的发生彻底影响了人们的社交与生活方式，加剧了逆全球化进程。

另一件大事，是中美脱钩急速加剧，两国正式进入全面竞争格局。中美竞争，在贸易与金融领域，但最关键、最重要的是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国的快速崛起，使“赶超世界先进”成为一句过时的话语。高科技“卡脖子”，实际上是“卡脑子”，是人才资源的争夺。这一切逼迫中国必须大幅度调整战略，必须全方位地从跟跑转变为领跑。而想要实现这一点，科学必须先行于技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将进入技术无人区。>>【立即咨询】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要真正应对正在到来的历史性转变，我们首先要更深刻地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在中国，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科学技术”说多了就变成了‘科技’，但两者其实有本质的不同。

● 科学是我们认识自然的过程；技术是我们征服自然的过程

● 科学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技术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

● 科学需要独立思考与自由探索；技术需要纪律性与团队精神

● 科学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具有计划性与实用性

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于，颠覆性技术革命常起源于原创科学革命。例如：天文学、物理学的科学革命带来了蒸汽机、内燃机的技术革命，引领我们进入了机械化。电磁学的发展引来电气化时代。相对论/量子力学带来计算机信息时代。而今日的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革命或许也将帮助我们认知生命、延长寿命、再造身体，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新冠疫情” + “中美竞争”，将彻底改观世界格局。中国是否在未来世界发展中成为一个主要力量，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崛起为全球科学和科技的领 导者。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不能只有科技，而没有科学；衡量强国的标准不仅仅是科研的投入、人数与产出。科学强国有3个标准：

● 改变世界的科学发现；

● 一大批科学大师的集聚；

● 刺激非寻常科学发现的文化氛围

——让科学家完全为好奇心，而不是为了某种技术应用，更不是为了功利而去做工作。有了这三个要素，才能吸引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云集来此工作，吸引优秀的青年才子来这里留学。

原始创新的文化基础

想要真正成为科学强国，我们就必须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原始创新。而今天中国的学术界现状，与原始创新还相距甚远。

我们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体育发展非常类似。我们在体育领域实行举国体制，非常注重在各大赛事夺得奖牌名次，却时常忽视了体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民健康的基本素质的保证。我们的学术界，将眼睛紧紧地盯在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次数、H-因子上，所有人都在追逐青千, 优青, 杰青, 长江等等各类人才帽子，也培养出了一批非常善于“抓资源”的“科学政治家”，他们在某段时间是干细胞专家，另一个时期又是脑科学专家，哪里有资源往哪里跑。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目前强势的“应试文化”。中国有着上千年科举制度的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考试大国。我们的高考实行“一考定终身”的制度，随之而来中小学教育转向全面应试，青年人进入社会后也碌碌于追求升职、加薪这样的经济利益，或是“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权力。

有做管理的干部说，如果不数论文，不看影响因子，究竟什么才是好的科学工作，什么是原始创新呢？其实，一项科学工作好不好，到底有多重要，主要应该由科学家自己来评价，尤其是国际同行来评价。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在CNS期刊（Cell、Nature 和 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就是好的工作。谈到这一观点，我的好朋友，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前所长汤姆·因索尔（Tom Insel）坚决反对在他的研究所用CNS文章来招聘，评价，晋升科学家。他表示，第一，拨款给NIMH的美国国会并不关心它每年发表多少CNS论文；第二，大多数美国人大多不知道什么是SCI；第三，NIMH近三十年来最出色的五篇论文，多数不是在CNS上发表的。他所最关心的是，该研究所解决了多少影响全人类精神健康的大问题。

我有一个英国朋友，长期在 Nature 做编辑，他对于 Nature 想要的“世界一流原创研究”文章，是这样定位的：

● 某人一生最好的作品，至少是5-10年最好的

● 大多数科学家，甚至大众都会感兴趣的

● 创造巨大影响力的

● 推翻已知理论的

● 某领域一个大跨度的进步的

我进一步将这些形式概括为三点，并以此要求我的学生们。

● 重要而有意义的（significant）

● 有创意的，与众不同的（unique）

● 扎实可靠的（rigorous）

上面描述的这些工作都是优秀科学家所追求的原创的、从零到一的科学研究。想要产出类似的原始创新，首先要具备与之匹配的文化环境。它需要进取、开放、勇于探索前沿的科学氛围；需要科研人员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独创精神、冒险精神；更需要每个人学会批评与被批评，在评估时允许犯错误、容忍不同风格，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为绩效导向、鼓励多学科交叉合作等等。

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很多科学家都能这样地努力去做，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科学大国，一个对人类历史进步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强国。

我希望未来能够看到一个真正崇尚科学, 而不是只讲科技的中国；我希望科学不仅推动技术转化，而且能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科学与足球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科学发现的过程往往充满了戏剧性、科学家的人生常常很有趣、科学满足人类了解自我，认识自然的欲望。“新冠疫情+中美脱钩” 必将促使这一天更快地到来。

创新型创业人才及其培养

原始创新，在学术界重要，在高科技产业更重要。

硅谷著名的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他的畅销书《从0到1》中，强调从0到1的原始创新思维模式。这样的创新具有极强的科技壁垒，体现在品牌、规模经济或是网络效应中，使竞争者无法赶得上，苹果公司与谷歌就是极为典型的伟大科技企业的例子。这种企业往往不仅是满足市场需求，而且是创造需求，因此也起着开拓市场，教育使用者的作用。

做科研和做产业都有两种方式，一种叫“纽约市马拉松赛跑”式 ，跑马拉松要赢，就要好好训练，起跑的时候要比人家快，还要坚持，要有耐力，每一样东西都要做对做好，最后才能赢。另一种叫“纽约市导游”式，导游拿了一面小旗子，他向东走大家（游客们）跟着他走向东，他向西走，大家又都跟着他向西走。这种创新方式不太累，但是你必须比人家棋高一着，有独到的想法，出奇制胜，人家才会跟着你跑。这是两种不同的创新方法。

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在做的基本上是“纽约马拉松”——一群公司在一个拥挤的赛道上拼命竞争，做小改进，挖人才，抄技术，打价格战，甚至有不合法不正当的作为。而原创型企业则做的是“纽约市内导游”般的事业，掌握了颠覆性的技术，有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占有率。这些原创型企业往往有创新型的创业者领导。

什么是创新型的创业者？考察硅谷和以色列许多知名的科技公司，研究这些公司的领 导者，我发现‘创新型创业者’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 有远见、愿景清晰（Visionary）

● 充满激情、自信、坚持（Passionate）

● 意志坚定，百折不挠（Resilient）

●冒险精神、危机化解力（Risk-taking）

● 适应性与灵活性、‘街头智慧’（Street smart）

● 创新性、喜欢特立独行，与众不同（Innovative, non-conformative）

● 鼓动性与号召力、沟通协调、组织力 (Inspirational）

● 超强的专注力和执行力（Executional）

在创新能力极强的以色列，人们普遍接受一种被称为“Chutzpah”的精神，它的中文字面翻译是肆无忌惮、厚颜无耻、蛮横无理、惊人的“胆量”、放肆并且傲慢。但这种翻译非常不准确，甚至有误导。以色列人对这个词的解读多是正面的，代表了坚持不懈，挑战权威，不拘礼节和冒险精神。他们把它看作是自信的表示。

与之相反，今天中国的大学，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一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体系。观察国内“一流”高校的毕业生，很容易看到以下一些特点：

● 功利强，激情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找一份稳定而收入高的工作。不是为兴趣而学习，更不是为独创一个事业而学习。

● 胆小，缺乏勇气。不敢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 均值大，方差小。大家都差不多，个性化不足，很少有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绝 无仅有的表现。

● 很能完成任务，很少发起项目。不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精心设计，启动一个新项目，并把它完成。

● 习惯于固有赛道。只知道走现成的，大家都走的路，不善于有效利用周围的资源。

● 批评精神差，很少挑战老师，权威。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固定在一个已有的知识框架中。

● 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很早就学会了阿谀奉承；心甘情愿地接受 “任人唯亲”，而不是 “任人唯贤”。

要成为一个具有很高原创水平的科技强国，首先要从教育抓起。因此，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一场根本性的体制机制改观，才能出现中国的“爱因斯坦”和中国的“爱迪生”。“新冠疫情”和“中美脱钩”的背景下，这种改革的需求显得尤为紧迫。>>【立即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