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何以一流？半年访学的观察与思考（二）
一流教授研究一流真问题
哈佛教授的名头是各院系学生最引以为傲的。走进每一个院系，墙上都挂着建院系以来最“大牛”的教授。经济系的走廊两边摆满了一长串的大牌教授，如熊彼特、森、曼昆、巴罗、费尔德斯坦……在肯尼迪学院，就有阿利森、博克、伯加斯、克劳福德、格莱瑟、哥德史密斯、乔根森、奈、普特兰、萨默斯、扎克豪斯等。学生每天沿楼梯走上去，就相当于每天跟这些“大牛”道早安，也激发起他们向前辈挑战的雄心。
通过与哈佛一些教授的交流与观察，我对这些教授何以一流得出几点感悟：
一是选定真问题。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问题，但不一定是真问题，也不是重大问题，是过几年就不是问题的问题。这里的教授在选定研究问题时，是非常谨慎的，经过反复权衡，绝不会为了钱去做。在这方面，傅高义堪称典范。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大量产品输出美国市场时，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屑一顾。傅高义经过多年研究的《日本第一》在美国出版，引起美国人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加大对日本为何成功的研究和政策应对。同样，在美国人对中国近30年的奇迹傲慢地以老套范式看待时，傅高义十年磨一剑，出版了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畅销书《邓小平》。这样的例子在哈佛比比皆是。他们靠自己的远见、对真理的追寻、对事实的分析，改变了社会的偏见，矫正了政策的调整，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二是不受干扰地、“神经质”地专注于一项研究。这些大牌教授一旦确认了自己所研究的大问题，就心无旁骛地追踪下去。这一点差不多成了我所见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学术品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只能到香港去收集资料。当他在资料的故纸堆里迷惑不解时，就会跑到香港最高的大楼上遥望大陆。再以傅高义为例，为了写作《邓小平》，他以70多岁高龄，每年到大陆多次，访问与邓小平多有交集的差不多所有人士，到过邓小平所有工作、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我去拜访他时，他仍操着一口四川音，感觉他仍然还没有从研究邓小平的情景和情感中解脱出来。
三是不轻易相信已经给出的结论。我在与这些教授交流时，这个感觉非常明显。有许多问题，我们以为是有定论的，是基本事实的东西，但这些教授不会轻易相信。他们会穷尽所有的文献，重新审视每一种说法，掌握充分的事实，经过客观严谨的分析，给出自己的结论。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自己思维的过程。你不敢轻易说这个就是事实，那个就是定论。在和你聊他们关心的问题时，他们会跟你从头往下刨，会关注你讲的事实，但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结论。如果他觉得你的研究已经给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研究了。
四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刨根问底。与我们很多“大牌”学者善于给出大判断不同，这些“大牌”教授更注重细节，善于从细节中形成独特看法。这里的一流教授在交谈中会对细节痴迷，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旁枝末节、每一个细小现象。他们会不断地问，不断地跟你讨论，有时候还会再回过来求证。
五是小题大作。尽管是“大牌”教授，他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从小处着手。在哈佛包括在其他美国大学的学者，没有多少学者会在年纪轻轻时就问那些终极的大问题。这些“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题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而立于学术界。再比如我所在的肯尼迪学院Ash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他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第一批中英交流学者到中国学习，并因“开门办学”到扬州的一个人民公社锻炼。到现在，他还每年至少七八次到中国的乡村调查，并于去年出版新书《中国村庄、全球市场》，以东莞一个村子的变迁研究中国的全球化。他们善于通过对非常细小问题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就经常被这样善意地提醒：“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似乎面太宽了，能否聚焦一下。” 好的研究一定是可实施的，可观测、度量和检验的。
我们平常往往会提出很多大题，但是小做，而哈佛这些大牌往往是小题大做。我们经常是十分武断地说“我判断，我觉得”，但这些“判断”和“觉得”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研究过吗？证伪过吗？
六是好作品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于笔耕的。我到哈佛不久，80多岁高龄的帕金斯教授请我吃饭。我见他时第一句就是问他在忙什么。他告诉我，刚刚完成《东亚经济发展》专著，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接下来还要将三本旧著进行修订再版。之后见赛奇教授时，我也问他在忙什么，他也告诉我在写书，只是被太多的行政事务打断，并叮嘱我在哈佛期间要利用难得的清净写作。去见裴宜理时，她也纳闷中国学者为什么一出名就只说不写了。她非常严肃地说：“一定要写！”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写和说是不一样的！写是要落到纸上的，是有逻辑的，是需要严谨思考的。不写是不会严谨的，不写你的思维会越来越僵化，不写会越来越变成主观主义者。
七是与年轻人的代际交流。在哈佛，我也跟一些教授讨论过为何招博士。他们说，更重要的是学术交流。对教授来说，博士生的作用是开拓他的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会就一个新的领域开拓，可以帮助老师更新知识。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肯尼迪学院的老师不大愿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访，但是非常愿意和学生交流，原因就是学生能给老师充电。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者，必定善于跟比他小的年轻人交流。
聚集全球最聪明的年轻脑袋
哈佛最可爱的地方，是她能招收到全球最优秀的年轻脑袋。以2013年为例，哈佛学院接收到27500份入校申请，有2175名得到许可（占8%）,其中，1658名可以注册 （占7.6%）。一年级新生95%毕业于高中阶段前10%的学生。人们称哈佛学生时，一般指6000多名在哈佛学院的学生。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一个教授无论学术水平多高，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一些专门给本科生开的课程其他人是注册不进去的。他们的学习、生活都在哈佛庭院里面，住在12处学生宿舍；桑德斯剧场里的学生食堂只向这些本科生提供，我们这些人想混进去吃一顿都会被请出来。
有这么好的条件，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每一门课老师都布置学生阅读至少十本以上的图书。学生们需老老实实把书借来，认真阅读，否则就跟不上课程，在讨论课上，插不上嘴，也难以完成课程论文的撰写。读书对所有哈佛学生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在图书馆里读书到通宵，是不少学生都曾有的经历。
与哈佛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更感觉出学生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而富有条理。
这一方面与他们的智商有关，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而严谨的知识训练。这里的学生提问，不会问那种让你无法回答的“大问题”，也很少有那种偏激或偏执的问题；他们非常善于倾听，在和你交流时，能注意从交流中吸取他想要的东西。
我也能由此感觉到中美学生的一些差异。他们有一种发现的天性，相信任何一个问题没有唯解。shou
与美国学生相比，在哈佛的中国学生无疑也是最优秀的，但总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质疑和另辟蹊径上缺那么一点。同样是讨论中国问题，西方的学生天性里是不相信的，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既成的答案。美国学生总能在他的知识框架下提出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中国学生问的问题和思考的逻辑，总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多陈述少疑问，多套路少分岔，说几分钟后你就明白他想说什么，知识背景是从哪里引出来的。
这种“发现”天性的差异是怎么导致的？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觉得可能跟中美两国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方式有关。美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玩着学，到大学开始灌输系统的知识。
在美国大学里，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是非常辛苦的，一级一级往上，越往上越辛苦，训练非常严格。一个人很小的时候遵照天性发展，没有任何顾忌，进到大学以后，在灵感和天性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再往上，比如说要读博士就要受更严格的训练。
反观我们的教育，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就是做题、考试，基础训练是严格了，但“发现”和灵感被磨灭了。
丰富的捐助和充沛的资金池
哈佛大学受捐资金居于世界科研机构之首，在2013年已经累计达到320亿美元，是仅次于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基金。哈佛年平均科研经费超过7.5亿美元，为14个学院、上百个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2014年9月，香港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陈曾熙家族旗下的晨兴基金会（The Morningside Foundation），宣布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这是哈佛大学创校以来获得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从2007年开始，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需要为进入哈佛的孩子支付任何费用，收入在6万到8万美元的家庭一年只需支付几千美元，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的家庭只需支付他们年收入的10%。
在哈佛校园和各院系，大到大楼、图书馆，小到教室，都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比如哈佛法学院的101教室是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捐款，就标上了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有钱就是任性，但比金钱更任性的是声誉。我在哈佛的时候亲历了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接受一位香港企业家1.18亿捐赠的过程。这位捐助者最初从香港到MIT规划系读书时，太穷了，为了支付房租，原来的床是一层的，后来就做成两层，自己睡上面一层，把下面的一层租出去，用租的钱养上面的租金。他把钱捐助给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用于资助他们在中国的研究和培训。
捐钱也是很有讲究的。捐款人不能以此干预学校如何使用资金。美国的学校不接受这样设置附加条件的捐助。你捐款是看重学校的声誉，相信他能用好，也有用钱的能力，学校对这种附加条件会非常警惕，怕金钱影响学校的独立性。所以，这笔钱的捐赠双方来来回回就在这件事上谈。最后，麻省理工学院为这笔钱专门成立一个董事会，主席是香港大学的校长，委员会监督这笔钱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