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华尔街——纽约工作札记4(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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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

时间:2017-08-11

在华尔街的五年,如今回过头来看,只是很短的一瞬,我也只是触摸到了整个金融世界很小的一部分。真正要理解华尔街,大概需要付出一整个职业生涯,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传承。 

次贷危机揭开华尔街最大讽刺 

银行,不管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其盈利模式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当微妙的前提上——信任。正是因为储蓄者/贷款人的信任,把钱放在银行,才能让银行拿着这些钱去从事回报率更高的业务,获得可观的利润。
 


 

尽管每天都有储蓄者想要提取存款,每时每刻也都有贷款到期,但银行不害怕,特别是那些大型知名的银行,因为市场对它们的“信任”,可以随时以很低的代价进行短期借贷,偿还眼前的债务,以保证那些更长期的高收益的业务可以持续进行。 


 

然而,当“信任”消失的时候,当相当一部分储蓄者/贷款人同时要抽回资金,当市场不愿再借钱,或者要求极大提高抵押品比例的时候,这家银行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其实像雷曼兄弟,在倒闭的时候仍然拥有大量的优质资产,仍然有大量优质的业务在开展,但就是因为持有的次级贷资产的暴跌,导致了市场“信任”的崩溃,竟然无法周转出足够的钱去偿还短期债务。在破产前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雷曼兄弟尝试了去寻求各方融资,英国、韩国、中国,甚至以很低的价格请求巴菲特入股,但巴菲特的回答是:Thanks. But no thanks.雷曼兄弟就这样被活活挤兑死了。 


 

金融市场变得风声鹤唳,谁都想自己多留点钱,谁都不敢轻易把钱借出去,因为不知道对方明天会不会倒闭。短期借贷的利率变得离谱的高,以至于连许多优质的产业公司(比如通用电气),也难以融通资金来维持正常的运转。Wall Street惹出来的祸终于波及到了Main Street。 


 

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来救市。政府知道救市的“道德困境”——华尔街唯利是图,引火烧身,但是因为波及到无辜的产业界,让政府被迫去救这些始作俑者。释放的信号就是,他们接下来仍然可以为所欲为,赚了,是他们的,弄砸了,有政府和纳税人来买单。 


 

这是次贷危机和华尔街最大的讽刺。 


 

 

金融世界:让我酷爱 也让我无奈 

我很喜欢金融世界里规律性的部分。我喜欢看着金融资产上下跃动的价格折线,去探寻背后的规则。金融市场里,数以千万计的人怀着各自的目的每时每刻进行着买入和卖出,微观上简直随机到极点,然而透过那些纷乱,却总能够从衍生品和标的资产的背后看到清晰的数学法则和隐藏在波动中的神秘微笑(波动率微笑,Volatility Smile是金融工程领域里最让人困惑的现象)。 


 

就像我喜欢的一首斯汀的歌里面所唱的: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s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大意:他出牌是为了找寻答案,那几率所展现出来的神圣分布,隐藏的法则掌控无法预知的归宿,数字就像是在翩翩起舞) 


 

金融工程师不仅尝试去努力读懂这些规律和法则,更会运用这些规律和法则去创造前所未有的金融工具,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流动性,让原本根深蒂固的风险奇迹般地消失,让买卖双方都能够同时受益,都成为赢家。这一部分的金融世界,不是零和的游戏,而是让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让经济能够加速发展的重要支柱。 


 

然而我并不喜欢金融世界里投机的部分。每行每业,只要是营利性的公司,都有追逐利润的一面,但在一家实业公司里,你总能够找到情怀的位置。做教育的,可以因为看到孩子的进步而欣喜,做IT的,可以因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自豪。但是做金融的,好像只能用钱来衡量价值。 


 

钱的概念无时不刻、无孔不入地嵌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大概只有投行才会每两周就发一次薪水,因为没有比做金融的更了解金钱的时间价值。圣诞节前,老板把我叫去,基本只谈两个数字,今年的奖金(Bonus)是多少,明年的底薪(Base)涨多少,然后我们都会在头脑里飞速地心算奖金占年薪的比例是多少,以及跟听说的今年前、中、后台的平均奖金进行对比,从而推算老板对你的满意程度。 


 

在华尔街,跟老板谈薪酬的方式有时候出奇地直接,就是说另外某公司已经给了我Offer,奖金是多少。老板也接受,往往也会给出更高的counter-offer。某一年发生过一个搞笑的事情,有人跟一家投行谈薪酬的时候诈称已经拿到了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的Offer,年薪是多少多少,还伪造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在邮件里不幸把Bank of America拼错了。这个人当然这辈子也别想在华尔街找工作了。 


 

某一年的一个长周末,我们一帮同学带着其他一些朋友在纽约郊区租了两幢别墅度假,晚上有人提议玩大富翁,结果我们一帮金融工程师愣是把这个简单的房地产游戏玩成了现实的金融世界,开始用旅馆抵押发行债券,互相买卖信用违约互换,甚至在衍生品基础上开发衍生品,交易的金额达到了原本这个游戏总现金数的几十倍。我们玩的兴致盎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场女生们兴味索然的眼神。 


 

套利、杠杆、对冲这些概念就是这样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思维。 


 

五年“厮杀”后告别华尔街 

金融工程师发明了复杂的衍生品工具,这些带着良好初衷的工具无一例外地都可以被用于投机。次贷危机为什么影响如此广泛,相当大的一层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金融工具太过复杂,让最后接盘的投资人完全意识不到其中的风险。
 


 

我在哥大的老师Emanuel Derman(伊曼纽尔·德曼,著有知名畅销书《My Life as a Quant》),在金融危机期间跟Paul Wilmott(保罗·威尔莫特,量化金融界的大牛)一起发表了一个金融建模者的宣言(Financial Modelers' Manifesto),呼吁从业的金融工程师们要谨慎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多少是带着浓郁学者气息的行为。当我们走进华尔街的时候,我们都不再是学生了,在物欲横流的金融世界里,哪里还会有独善其身的角落? 


 

美国国会想过各种方式来限制华尔街。1933年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拆分,到克林顿政府的时候被废除了。次贷危机后又有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次更短,在特朗普时期预计就要被废除大半。前几年还爆出过LIBOR(伦敦银行间拆解利率)多年来被人为操纵的丑闻,要知道,那个利率基本上我所有工作的起始点。 


 

2011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运动毫无悬念地不了了之,最后反而是6点匆匆赶来上班的华尔街人去叫醒那些还在沉睡的抗议者:嘿,我们已经上班了,你们该起来抗议了。 


 

有本书叫Why I Left Goldman Sachs(《为什么我离开高盛》),作者一直做到高盛的执行董事,我相信那本书里面的感受要远远比我深刻得多。 


 

华尔街永远生生不息。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年份,金融公司一边大量裁员,一边仍旧在高校里争夺最优秀的应届生加盟。看着这些带着憧憬的欲望的优秀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进来,在这个唯利是图和有严重智商歧视的地方激烈竞争厮杀,更是让我的格格不入里加重了疲惫。 


 

再加上生活的选择,个人的原因和国内的机遇,让我最终选择了海归,回到了大学毕业后工作过的第一家公司。 


 

离开纽约,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后,可以匆匆地最后瞥一眼曼哈顿岛。那里有我五年的青春,在那里的打拼和磨练都将融入我的记忆和性格里,难以磨灭。 


 

我第一次到曼哈顿的世贸大厦遗址时,911事件才过去没多久,断壁残垣上贴着许多名人评价纽约的词句,其中一句异常直白:If you are bored in New York, it's your own fault.(如果你在纽约感到无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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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的五年,如今回过头来看,只是很短的一瞬,我也只是触摸到了整个金融世界很小的一部分。真正要理解华尔街,大概需要付出一整个职业生涯,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传承。 

次贷危机揭开华尔街最大讽刺 

银行,不管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其盈利模式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当微妙的前提上——信任。正是因为储蓄者/贷款人的信任,把钱放在银行,才能让银行拿着这些钱去从事回报率更高的业务,获得可观的利润。
 


 

尽管每天都有储蓄者想要提取存款,每时每刻也都有贷款到期,但银行不害怕,特别是那些大型知名的银行,因为市场对它们的“信任”,可以随时以很低的代价进行短期借贷,偿还眼前的债务,以保证那些更长期的高收益的业务可以持续进行。 


 

然而,当“信任”消失的时候,当相当一部分储蓄者/贷款人同时要抽回资金,当市场不愿再借钱,或者要求极大提高抵押品比例的时候,这家银行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其实像雷曼兄弟,在倒闭的时候仍然拥有大量的优质资产,仍然有大量优质的业务在开展,但就是因为持有的次级贷资产的暴跌,导致了市场“信任”的崩溃,竟然无法周转出足够的钱去偿还短期债务。在破产前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雷曼兄弟尝试了去寻求各方融资,英国、韩国、中国,甚至以很低的价格请求巴菲特入股,但巴菲特的回答是:Thanks. But no thanks.雷曼兄弟就这样被活活挤兑死了。 


 

金融市场变得风声鹤唳,谁都想自己多留点钱,谁都不敢轻易把钱借出去,因为不知道对方明天会不会倒闭。短期借贷的利率变得离谱的高,以至于连许多优质的产业公司(比如通用电气),也难以融通资金来维持正常的运转。Wall Street惹出来的祸终于波及到了Main Street。 


 

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来救市。政府知道救市的“道德困境”——华尔街唯利是图,引火烧身,但是因为波及到无辜的产业界,让政府被迫去救这些始作俑者。释放的信号就是,他们接下来仍然可以为所欲为,赚了,是他们的,弄砸了,有政府和纳税人来买单。 


 

这是次贷危机和华尔街最大的讽刺。 


 

 

金融世界:让我酷爱 也让我无奈 

我很喜欢金融世界里规律性的部分。我喜欢看着金融资产上下跃动的价格折线,去探寻背后的规则。金融市场里,数以千万计的人怀着各自的目的每时每刻进行着买入和卖出,微观上简直随机到极点,然而透过那些纷乱,却总能够从衍生品和标的资产的背后看到清晰的数学法则和隐藏在波动中的神秘微笑(波动率微笑,Volatility Smile是金融工程领域里最让人困惑的现象)。 


 

就像我喜欢的一首斯汀的歌里面所唱的: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s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大意:他出牌是为了找寻答案,那几率所展现出来的神圣分布,隐藏的法则掌控无法预知的归宿,数字就像是在翩翩起舞) 


 

金融工程师不仅尝试去努力读懂这些规律和法则,更会运用这些规律和法则去创造前所未有的金融工具,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流动性,让原本根深蒂固的风险奇迹般地消失,让买卖双方都能够同时受益,都成为赢家。这一部分的金融世界,不是零和的游戏,而是让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让经济能够加速发展的重要支柱。 


 

然而我并不喜欢金融世界里投机的部分。每行每业,只要是营利性的公司,都有追逐利润的一面,但在一家实业公司里,你总能够找到情怀的位置。做教育的,可以因为看到孩子的进步而欣喜,做IT的,可以因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自豪。但是做金融的,好像只能用钱来衡量价值。 


 

钱的概念无时不刻、无孔不入地嵌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大概只有投行才会每两周就发一次薪水,因为没有比做金融的更了解金钱的时间价值。圣诞节前,老板把我叫去,基本只谈两个数字,今年的奖金(Bonus)是多少,明年的底薪(Base)涨多少,然后我们都会在头脑里飞速地心算奖金占年薪的比例是多少,以及跟听说的今年前、中、后台的平均奖金进行对比,从而推算老板对你的满意程度。 


 

在华尔街,跟老板谈薪酬的方式有时候出奇地直接,就是说另外某公司已经给了我Offer,奖金是多少。老板也接受,往往也会给出更高的counter-offer。某一年发生过一个搞笑的事情,有人跟一家投行谈薪酬的时候诈称已经拿到了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的Offer,年薪是多少多少,还伪造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在邮件里不幸把Bank of America拼错了。这个人当然这辈子也别想在华尔街找工作了。 


 

某一年的一个长周末,我们一帮同学带着其他一些朋友在纽约郊区租了两幢别墅度假,晚上有人提议玩大富翁,结果我们一帮金融工程师愣是把这个简单的房地产游戏玩成了现实的金融世界,开始用旅馆抵押发行债券,互相买卖信用违约互换,甚至在衍生品基础上开发衍生品,交易的金额达到了原本这个游戏总现金数的几十倍。我们玩的兴致盎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场女生们兴味索然的眼神。 


 

套利、杠杆、对冲这些概念就是这样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思维。 


 

五年“厮杀”后告别华尔街 

金融工程师发明了复杂的衍生品工具,这些带着良好初衷的工具无一例外地都可以被用于投机。次贷危机为什么影响如此广泛,相当大的一层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金融工具太过复杂,让最后接盘的投资人完全意识不到其中的风险。
 


 

我在哥大的老师Emanuel Derman(伊曼纽尔·德曼,著有知名畅销书《My Life as a Quant》),在金融危机期间跟Paul Wilmott(保罗·威尔莫特,量化金融界的大牛)一起发表了一个金融建模者的宣言(Financial Modelers' Manifesto),呼吁从业的金融工程师们要谨慎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多少是带着浓郁学者气息的行为。当我们走进华尔街的时候,我们都不再是学生了,在物欲横流的金融世界里,哪里还会有独善其身的角落? 


 

美国国会想过各种方式来限制华尔街。1933年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拆分,到克林顿政府的时候被废除了。次贷危机后又有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次更短,在特朗普时期预计就要被废除大半。前几年还爆出过LIBOR(伦敦银行间拆解利率)多年来被人为操纵的丑闻,要知道,那个利率基本上我所有工作的起始点。 


 

2011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运动毫无悬念地不了了之,最后反而是6点匆匆赶来上班的华尔街人去叫醒那些还在沉睡的抗议者:嘿,我们已经上班了,你们该起来抗议了。 


 

有本书叫Why I Left Goldman Sachs(《为什么我离开高盛》),作者一直做到高盛的执行董事,我相信那本书里面的感受要远远比我深刻得多。 


 

华尔街永远生生不息。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年份,金融公司一边大量裁员,一边仍旧在高校里争夺最优秀的应届生加盟。看着这些带着憧憬的欲望的优秀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进来,在这个唯利是图和有严重智商歧视的地方激烈竞争厮杀,更是让我的格格不入里加重了疲惫。 


 

再加上生活的选择,个人的原因和国内的机遇,让我最终选择了海归,回到了大学毕业后工作过的第一家公司。 


 

离开纽约,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后,可以匆匆地最后瞥一眼曼哈顿岛。那里有我五年的青春,在那里的打拼和磨练都将融入我的记忆和性格里,难以磨灭。 


 

我第一次到曼哈顿的世贸大厦遗址时,911事件才过去没多久,断壁残垣上贴着许多名人评价纽约的词句,其中一句异常直白:If you are bored in New York, it's your own fault.(如果你在纽约感到无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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