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伦理学，解决问题的全新视角-新东方前途出国

 为什么生物伦理学对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此重要？Impact采访了ACU昆士兰生物伦理中心主任大卫·基尔霍夫博士，讨论了生物伦理教育的价值。

病情严重的病人何时应停止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一个极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万千医学困境中的一种。通过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一个明确或简单的答案能解释这些问题，所以生物伦理学家们一直在花时间研究和辩论伦理困境，力求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特丽·斯基亚沃（Terri Schiavo）是一位大脑受损的女士，在喂养管里生活了十多年。1990年，斯基亚沃心脏骤停后陷入了医生所说的“持续植物人状态”。这导致了斯基亚沃的丈夫和她的父母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法律斗争之中。斯基亚沃的丈夫认为不应该让自己的妻子继续这种生命维持的治疗，因为他坚持认为这有违妻子的意愿。而她的父母却不想停止这种用人造营养管来维持女儿生命的方式。

这一分歧导致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上演了十多起法律上诉和听证会，漫长重复的法律流程让所有相关人员感到深深的痛苦。虽然斯齐亚沃是美国人，但她的案件具有国际影响，特别是在生物医学伦理方面。

与此同时，在英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定，有“最低意识”患者的医生和亲属可以在未经法官合法批准的情况下停止治疗，前提是他们同意这一决定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这个决定似乎被医学界所认可。确实有些问题是律师和法官无法单独解决的。

昆士兰生物伦理中心的新任主任，以及担任健康和老年护理机构经理的大卫·基尔霍夫博士说：“做出伦理决策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因此这需要一种伦理思维，特别是对目前健康和老年护理机构遇到的一些案例而言，这种思维比简单地诉诸相关法律要微妙得多。

“每个案件都会略有不同，尽管在伦理方面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很重要，但危险在于或许某天这种法律规定会成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基尔霍夫博士说，这就使得生物伦理学在健康、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变得至关重要。

虽然生物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人们讨论堕胎和安乐死的论坛，但它涵盖了许多其他伦理问题。比如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医疗保健领域的人与人联系缺失。以及气候变化是否是一个健康问题。或者，在日常层面上，护士在行使病人拒绝治疗的权利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许多卫生工作者虽然在自己的领域很熟练，但往往没有接受过广泛的正式培训，以了解如何在生物伦理方面做出明智的决定。

“有人了解生物伦理学吗？是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是，指望每个医院工作者都能对这些问题深入理解，并达到和终生致力于研究讨论生物伦理问题的专家们一样的水平，这是不现实的。”

作为昆士兰生物伦理中心的主任，基希霍夫博士将提供生物伦理相关的调查资料、建议和培训，帮助医生、护士、老年护理人员、主教和牧师做出伦理决策。

他的研究和写作，包括他最近出版的《当代伦理学中人的尊严》一书，都聚焦在人的尊严和自治原则等问题，后者涉及患者对其护理做出决定的权利。虽然病人自主和知道自己病情的权利在医学实践和研究中很重要，但生物伦理学认为它有许多局限性。

基希霍夫博士告诉我们“完全理性的人总是能够做出自由、明智的决定，其实这种模式和看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实际上很少有完全绝对理性的人出现。因此，这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即病人的知晓自己真实病情的权利是否真的起到了保护人类免受伤害的作用。

有些人，比如痴呆症患者和婴儿，并无法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而另一些人则因为成瘾、心理问题或权力失衡而丧失了自主权。

基尔霍夫博士说：“白大衣现象导致了一种真正的权力失衡。最近关于膝关节置换手术的丑闻层出不穷，不管是真的有必要还是仅仅是医生赚钱的把戏，人们都会这么做，因为医生说，‘是的，你需要更换那只膝盖’。”

“当医生同意接受治疗或手术时，人们真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他补充道。人们是否真的理解他们可能不会在治疗中获益？因为医生可能在尝试一种正在试验阶段的药，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或医生，你可能在那个方框中打了勾，协议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