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华人：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是不痛苦（转载）
美国的学校是尽量把每个孩子教育成不同的。中国的学校是尽量把每个孩子教育成相同的，就好像生产线一样。
–张益肇
张益肇每天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路途遥远，坐车也要20分钟。诸位也许以为他如此努力奔波，一定是单调乏味的，就像大多数中国孩子那种”两点连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变化。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生活很快就变得丰富多彩。在他的种种乐趣中，最重要的是读书。一个人幼年时的读书习惯和读书内容，往往能左右他的一生。
这是益肇到美国来学习的第五个年头。他已经是美国加州一所中学的十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二年级。来到异国的最初感受，仍然萦绕在他心里：这个国家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大，房子大，车子大，高速公路也很宽。他在台湾的时候总是觉得空间狭小，跑都跑不开，从没想到世界居然如此辽阔。
新奇的感觉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了这个中国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课就发现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台湾上学，同学们总是整整齐齐坐成一个方阵，他除了看着老师，就只能看到一个个后脑勺了。而美国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个孩子，还要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围成一个圆圈，对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脸。别人说话的时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说话的时候又会想到，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所以要把一个很好的表情给大家。这种空间的变化让他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力量，他开始关注别人，并且开始注意表现自己。
老师也是不同的，不仅是肤色和语言不同，而且让益肇感到，这些老师一点也不像老师。台湾的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从头到尾不停地说。这里的老师没有讲台，虽然有一块黑板，却又总是不在黑板前站着。老师在学生们中间穿行，一边走一边讲，不时坐在学生身边，和大家讨论。有时候孩子们唧唧喳喳，弄得老师的话没人能听到。老师也不生气，只是站起来笑着大喊：
”孩子们，孩子们，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话？”
益肇还发现，美国学校里衡量学生的标准和台湾完全不一样。校园里面最走红的学生不是分数最高的，而是那些”体育明星”。自我感觉最好的学生，几乎都是那些兴趣广泛、热衷于户外运动的人。如果有个学生功课平平，但却特别乐于助人，或者在学校参加很多学生会之类的活动，也会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所有这些都让益肇感到惊讶。然而更让他惊讶的是，他觉得在台湾读书并不辛苦但却很痛苦。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不痛苦。
他希望能够尽快听懂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话，所以拼命学习英文。母亲知道语言是孩子到达智慧殿堂的必经之门。所以离开台湾的时候，把中学三年的课本全都带到美国来了，现在让儿子一天学一堂课，一个暑假全部学完。
70年代末期的美国学校，和70年代初期开复在那里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国孩子已经多起来，华人的孩子也不少。学校总要专门指派一个老师来教这些孩子英文，教给他们怎样适应美国的环境。
美国孩子国孩子的最大区别也许在于，美国孩子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就像周围的美国孩子一样，益肇的精力和热情也渐渐超越了课堂，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光是在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还去医院做义务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图书馆。到周末，去看电影，去和朋友聚会，还有很多时间去看书。
我们中国人看到美国人家里很少藏书，就以为这是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其实这是偏见。那些在美国微软总部工作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拥有一张借书卡的时候，一定不会怀疑，美国孩子的业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读书。张正友是微软公司的研究员，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市拥有一处漂亮的住宅。平时忙得不可开交，每逢周末，就带着女儿们去图书馆（这座城市的每个小镇都有一个图书馆）。学校的老师总是给女儿开出读书单来。小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也来寻找自己喜爱的书，然后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书卡，卡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在计算机上一划，就把书拿回家去。有些书图书馆里没有，她就留下书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几天，那本书就能寄到家里来。”我觉得图书馆制度太好了。”张正友说，”我在她们这个年龄，在中国上学，只看课本，不看课外书，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
张益肇也喜欢看书。20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到图书馆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和杂志，这些书跟学习本身没什么关系，但他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他在那里面体会着无穷的乐趣。他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读了金庸全集。说来真是奇怪，”微软小子”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大都有一段酷爱金庸的经历。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张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经历。他们显然从金庸的小说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东西：疯狂、执着、激情、充满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到了初中三年级，益肇的英文已经足够，不必去补习英语了。他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美国教育特色的感觉也越来越清晰：
美国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识全都放到脑子里，他们是尽量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学科都齐备的这种人。中国的教育就好像生产线一样，每个孩子进去的时候形形色色，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说着说着又想到了台湾的学校，他不由觉得自己很幸运，“在美国读书虽然很辛苦，但比起在台湾的那些准备考高中的同学，还是轻松多了。”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选择是你的自由。
–张亚勤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吴苾雯，在她的令人感慨万千的《逃离大学》这本书中，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中国，有40%的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中学生里有多少人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读书方式呢？没有人去调查，但我们可以相信，一定超过40%。
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中，孩子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可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被动、不能控制和不能选择，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得多。他们的烦恼，至少有90%是来自学习。这现象的确值得关注。因为一个人在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如果他要读硕士和博士，那么他至少要用21年来读书。学习占据了除睡眠之外90%的时间，假如它真的带来那么多烦恼，那么烦恼就不仅控制着孩子的时间，它肯定还控制着孩子的精神。
当父母斥责他们的不肯熬夜做练习题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时候，一定是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孩子是因为不喜欢才会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有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废寝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经验。他们都在期待着学习也能有这样的魔力，都在期待着有一个与他们的天性相吻合的学习环境，都在期待着学习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希望学习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且希望父母和老师和他们有同样的愿望。
潘正磊就是在这样的希望中读了12年书，却一直没有能够如愿，然后她到美国读大学。多年以后回想刚刚来到美国的情形，她是这样开头的：”当时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实这女孩子不仅一点不傻，还很聪明。只是在中国读书多年，每天跟着老师和教材走，让学什么就学什么，从来不用自己决定事情。当她走进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时候，立即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选择。
在美国的大学里，选择是学生的家常便饭，甚至是学校的一种制度。新生入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学什么课程。每一门课程都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所以你又要为自己选择什么时间学–是在每天上午还是下午、是在这个学期还是在下个学期。每一门课程都由不同的教授来讲授，比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微积分”，有6个教授讲，所以你还要为自己选择教授，可以选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可以选择一个默默无闻但却真有学问的人。不同的老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的时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学方法也不同。如果学生在两周之内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么他就可以拒绝再去听课（这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炒老板”），而且不用交学费，直到自己选择了一个新老师为止。课程结束之时，每一个学生不仅可以从教授那里拿到自己的成绩，还有机会来评价教授，而学生的评价都将记录在案，作为教授业绩评价和升迁的依据之一。
潘正磊说她”始终对教育很感兴趣”，因为”教育是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教育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她。有时候想起自己在中国读书的那种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课，她”觉得很可笑。花了那么多时间，一次一次地考过来，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呢？”可是学生没有选择的权力。课程不是自己选择的，每个学期第一天，学生把课本领回来，然后是课程表，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得跟着学。”我从小就是每天跟着老师做功课，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喜欢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从教育来说，我觉得那时候学的很多课程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在美国，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这让她更自由，也有了选择的权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意识到，选择是更富有挑战性的境界。”我记得一个项目课，让我做得半死。”课程开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说自己想讲什么，而是问她：”你想做什么？”她说她要做个自动售货机，教授问她”怎么做”，她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回答”怎么做”的问题。然后教授找来两个学生做她的顾客，告诉她，”顾客”将是她的自动售货机的”购买者”，她要让他们满意，最后的”产品”要由他们来验收。结果就像她自己说的，这门课程让她做得”半死”，但她成绩突出。然而她得到的东西不只是分数，她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选择”。
大学本科毕业后她来到微软，在这里一气工作了9年，这中间有很多机会去继续读书，像卡耐基梅隆这样的名牌大学已经录取了她，但是她选择继续留在微软。”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好，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还要去读书呢？”几年过去，她已成为微软公司的开发总监，有些很要好的同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她也不羡慕。”我想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有了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她这样说。
除了同为女性，朱丽叶与潘正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背景了，她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学校一无所知，但是她对教育的看法，却和潘正磊不谋而合。她在几年前是爱尔兰一所中学的教师，现在是微软公司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她的儿子沃伦秉性聪慧，才14岁，就已完成高中学业，可以上大学了。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和这母子二人在一起谈论”天才少年”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中国父母都会很自豪地叙述孩子的成功，却不料这对母子竟有另一番看法。
”我不想让他现在就上大学。”朱丽叶说，”我想让他更多地享受童年时光。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学校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也是。学校只想让他保持对学习的兴趣。”
”我从来没有被强迫去学习，”沃伦说，”我只是学有兴趣的东西。碰到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就非常不爽。”
”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根本进不去，一碰到脑袋就弹回去了。”沃伦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自己的头上比画一个弹出去的动作。
”如果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就学得很快。”朱丽叶补充。
我们在朱丽叶面前写下四个单词：成绩、兴趣、快乐童年、道德。然后问她，”作为老师，你觉得什么对学生最重要？”
”兴趣！兴趣！”她用手指点着，毫不犹豫地说，”兴趣永远是第一。没有兴趣就没有一切。有了兴趣，伟大的成绩便随之而来。”
”那么，作为母亲，你觉得什么对孩子最重要？”
”兴趣，还是兴趣。”她犹豫了一下，说道：“我希望他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不过，兴趣还是第一位。有兴趣才有快乐。”
这时候沃伦插进来：“如果学生对他的功课没有兴趣，学校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天才的。”
热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学习。这一点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可惜在中国，大多数父母和老师并不这样想，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都很少有人谈到它。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激情虽然重要，但却是所有教育的场所最缺乏的。大多数人说到学习的时候，总是会从潜意识里冒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概念，几亿个孩子在小学的课本里读到”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老师和父母都在向孩子灌输这种境界，都在借助压力把数不胜数的知识塞进孩子的大脑。大多数学生也是把压力当作动力，他们最经常的感受就是在压力之下生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担心成绩不好，担心在学校里被老师排在后面，担心在家里遭受父母的白眼。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拿到通知书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们心中的压力达到了顶点，焦躁、紧张、恐惧、神经失常，甚至自杀，通常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表明中国的孩子多少年来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受到乐趣。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人被功课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功课之外全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张亚勤喜欢围棋、绘画；李开复喜欢打桥牌；沈向洋喜欢足球和桥牌。此外，喜欢绘画的还有王坚、刘策、郭百宁、高剑峰、徐迎庆。喜欢体育的还有朱文武、凌小宁、林斌、初敏、张黔、高剑峰。喜欢诗歌的有张峥。
每个孩子都有他特别喜欢的东西，也一定有特别适合他做的东西。只要他去寻找，就能找到，只要他找到了，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激情从心里往外冒。
另外一方面，父母和老师可以强迫孩子读书，可以强迫孩子得到100分，可以强迫孩子按照大人的愿望去拼命获得一张大学文凭，但是，你无法强迫他为此投入热情，你无法强迫他得到快乐。最后，就像沃伦说的，你无法强迫孩子成为”天才”。
对一个孩子来说，”热情的驱动力”特别重要，因为被热情驱动和被压力驱动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目标明确，一个无所适从；一个再累也觉得快乐，一个即使很轻松也不快乐。前者将成为”这位学生”；后者则只能停留在”第三级”，甚至有可能滑向”第二级”。
让我们体会一下，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你只要想一想哪一个早上你醒来时感觉到特别快乐，想一想那一天你的课程是什么，想一想那一天有没有一个瞬间触动了你的渴望。如果有，那是什么？
渴望是建立在热爱的基础上的，并且有你自己的成就和自信来滋润。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张亚勤的一个观点：”选择是你的自由。放弃了这个自由的学生，很难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兴趣、激情和成功的快乐。”
美国孩子按照意愿读书，中国孩子把读书当志愿——张益肇
如果一个美国孩子不喜欢学校的课程，而更喜欢画画，爸爸妈妈也会说：”他有他的自由。”
–张益肇
14岁那年，益肇要决定自己到哪一所学校去读高中。
他知道台湾海峡两岸的孩子在这种时刻个个紧张万分，都希望去一所好高中，这在台湾叫”明星高中”，在大陆叫”重点高中”。他也知道美国的教育不同于中国。在美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每个州有不同的办法。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学区，学区的权力非常大，学校的权力也非常大，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设置自己的课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选择学生，只要不违反基本的法律（比如不能在课堂里进行宗教教育），就没有人来干涉你。
这样看来，在美国，选择学校的意义更加重大。可是，当益肇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美国孩子的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明星高中”或”重点高中”。
从教育制度本身来说，美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所以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家庭来说，都有让孩子读12年书的义务。孩子们初中毕业以后去读高中，本来不存在淘汰的问题。孩子不去念高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本人不愿意。有些孩子选择不去读高中，因为他觉得在家里学习比在学校学习更自由，也更有效。另外一些孩子则不喜欢学校的课程，他们更喜欢画画、音乐、艺术，或者体育。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尊重他的选择。爸爸妈妈也会说：”他有他的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孩子的很多梦想与接受良好教育并不吻合。他们崇拜的那些体育明星，歌星和好莱坞影星，往往都是很糟糕的学生，可是却都名利双收。他们的成功之路，对很多孩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过，谁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走着的人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良好教育仍是一个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的途径，所以读书的动力存在于广泛的人群中。事实上，美国的人均在校读书时间，要比中国人多很多。
这样看来，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的差别，不在于他们可以不读书，而在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读书。中国孩子中那种”择校”的概念，在大多数美国的孩子中间是没有的，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没有一个美国家庭会不顾一切、跨越好几个街区去选择一个心目中的好学校，花上一大笔钱，然后让孩子每天把好几个小时花在路上。
这倒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分好坏。学校总有好坏优劣之分，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益肇在一所公立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总觉得公立学校不够好，而私立学校要好得多，那里的设施好，老师好，课程的设置也好，但读私立学校要花很多钱，一般家庭无法支付。益肇小小年纪，已经发现只有华人家庭和印度人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而美国家庭总是让孩子就近在自己社区的学校读书。
这个国家的特色之一，就是学校的教育水平通常与社区的档次相一致。高级住宅区里总会有好学校，而下层社区的学校通常也都质量不高。你在”购房指南”上寻找房产信息，就会发现，房主通常会把房子附近学校的优劣作为吸引买家的一个指标。所以，一所好学校能把周围的房价大幅度抬升，一片豪华住宅也能吸引优秀老师来举办一所好学校。这也说明美国的家庭不是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国的家庭那样为这件事情那么焦虑，那么兴奋，那么费尽心机，那么生死攸关，那么不惜一切代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区别，所以益肇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查。这个高中学生发现，美国的高中也有指标，比如加州”教育网”上，把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升学率都统计在册，还可以查出哪个学校在哪次考试当中表现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哪一所大学。不过，校长在表述他的成就时，不用”升学率”这个概念。他们不是说”我们毕业生中有90%考入大学”，而是说”我们这个学校90%的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去读大学。”听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读大学。”
益肇如此这般调查一番，到头来发现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那个社区有四所初中，却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毕业生合并到一个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没有任何升学的动员，没有任何”战前演练”，没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也没有中国学生所谓”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没有那”最后的一博”，这些都没有。焦虑，期待，兴奋……这些也都没有。还是这些学生，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只不过换了一个门，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但是益肇心里明白：”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个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数字满足了这个华人家庭的某种心理期待。
”几年以后，我将成为这20多人中的一个。”益肇这样想。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你的个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张益肇
1985年暑假，张益肇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益肇17岁，一副东方人的身架，个头儿本来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他已经成为老师这位同学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妈妈总觉得他发育不良，当他离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担心他是否能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不是益肇第一次离家。读高中的时候，他曾去哈佛大学的数学学校读书，有好几个月在那里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只有16岁，觉得离家的日子特别长，还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给这个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种欲望，这欲望是那么强烈，压倒了他对母亲对家庭的依恋。
”我将来上的大学，”他对自己说，”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说老实话，在美国，”收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国容易得多。一个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想上大学，总是可以如愿，不用担心考试成绩不够好。他不会因为分数不够名落孙山，也不用担心没有钱交学费，因为可以申请贷款。但是如果想去读最好的学校，就非常难。比如哈佛大学在每4个申请者中录取一个，麻省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学生。好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有非常优秀的素质，还要付很多学费。
名牌大学的门难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没有那种”一定要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的概念，孩子们也没有这样的压力。根据益肇的观察，他的同学中间，起码有50%的人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认定”只要有个大学念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益肇心里的那种渴望还是越来越强烈。”高中的后两年，我的脑子里面总有这个念头。”他后来说，”当然这同国内的学生不一样。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不是谁强加给我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总是向着自己内心渴望的那个方向走去。就从这时候开始，益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变得勤奋而且激昂。不仅要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最好的5%之中，还开始自修大学课程，数学、科学、物理、化学……总共学了7门。这孩子的确非常努力，废寝忘食，生活的节奏比一个最忙碌的成年人还要快。在旁人看来，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过于艰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觉正相反，没有一点痛苦，而且还很快乐，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应当做的”，甚至不是”义务”或者”责任”，也不是父母的”愿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对于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来说，”优秀”的标准决不仅仅意味着学习成绩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这样的学校，不会录取那些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没有可取之处的学生。他们不会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还要看很多分数以外的东西，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都把课外的东西当成必修课。益肇竭尽全力去参加那些课程之外的活动。那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把这一切都当作他的梦想之旅上的伙伴，与它们携手同行，没有怨言，竭尽全力。
现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毕业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学递交了申请，自信万事俱备，梦想就要实现。
很多年以后，益肇已经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有一天，和熟人谈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在回答”你凭什么进入麻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中国的孩子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统被赶到”上大学”这一条路上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个是把清华北大看成”绝对的第一”。标准是一律的。这也很害人。
美国并没有绝对第一的学校，也没有绝对第一的学生。学生选择学校是多样化的，学校选择学生也是多样化的。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的是你的个性、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绩、你的名次。美国绝对不会认为像中国那样，弄出个”某某省高考状元”，然后在媒体上说他们怎么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选择，而是在于选择的方法的标准不同。你在中国要想上清华，就靠分数，分数是可以计算的。你在美国要进哈佛麻省，就没有固定的可以计算的东西。既靠你的整体能力，也靠你的独特性，当然也有靠运气的。比如你的数学不如另外一个孩子，但你不是一个书呆子，你对课外活动也很投入，学校可能就选择了你。说来说去，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社会一样，就是多元化。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这17岁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么，让麻省理工大学无法拒绝他的申请：
第一，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成绩。这包括平时成绩和最终成绩，校内成绩和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我相信我的成绩是前5%，但是我无法看到具体的数据，所以到底是第几名我就不敢说了。”当面试老师询问他的成绩时，他这样回答。
第二，是很多课外组织的成员。他是学校数学比赛代表队的队员，是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还是中学里一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
第三，有很多校园之外的工作经验。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医院去做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为不同科室提供服务，包括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杂事。
第四，有一些很独特的能力。比如在学校辩论会上的口才和机敏，还有下棋。
第五，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麻省为检验考生提出试题，性质有点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的，题目五花八门。益肇在申请的过程中大约写了十几篇论文，有的题目只是自我介绍，还有的题目就特别随心所欲。比如：你一生当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你的长处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跟某某共进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写，整个过程持续好几个月。你可以听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没有标准的对与错，全看学生的见识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师的推荐书。
第七，在整个申请入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渴望。
大多数美国的学校都相信，一个孩子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别人的渴望，将成为他永远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