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聪、邓亚萍、杨澜……他们的留学感悟-新东方前途出国

王思聪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是海归。5岁起被送出国，在新加坡读小学，中学毕业于英国著名的温彻斯特公学（英国一所著名的贵族高中），大学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哲学系。

在这次真人问答中，有网友花了3000元请他谈到了一些自己对于出国留学的体验和看法，大家来看看国民老公的留学体验是怎样的：

出国留学

王思聪

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俗称“中国的富二代网红”的他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同时还兼有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IG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万达集团董事等身份，持有万达院线约1000万股。

出国年龄：5岁

网友提问

1、出国留学对你来说，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出国留学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你25岁，35岁，5岁出国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那对于我而言，我是5岁出国的，我的收获我觉得是最多的。因为西方教育一定是更好的嘛。

我的收获是我会说英语，我学习并且了解会西方的文化。但是最大收获的一定是一个思维模式，你会更客观、理智的想法和做事方式。

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个有自己的、自主的判断的能力，并且能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是对中国教育来说是比较有压迫性的吧。

2、如果一定要出国留学，你觉得应该成年之后还是成年之前去？为什么？

我觉得要是12-13岁之后再出国就没有什么出国的意义，特别是如果你说成年之后出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的思想已经固化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基本是把你的思维压缩成那样一个状态，你主要出国不是学英语，不是学那边的知识而是开发自己的思维模式，开发自己的自主判断能力。

邓亚萍

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系博士。惟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的运动员，也是惟一一位获得4次满贯的乒乓球运动员，曾立下赫赫战功。2010年9月，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即刻搜索总经理。2015年12月2日，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出国年龄：28岁

有人曾问我，留学带给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世界交流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我从乒乓球台走向国际舞台，参与了体育、文化、经济等多领域的国际事务，尤其是有幸全程参与了北京奥运从申办到筹备、举办的八年工作，成功地“向世界说明了真实的中国”。

饶毅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1991年至1994年，哈佛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博士后。1994年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出国年龄：23岁

留学带给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回想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成功走出国门并且有幸接受全球一流的科学训练，无疑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飞跃，而对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自然也毫无理由去虚度光阴，大家都在拼命汲取知识的养分，努力成才。

六年研究生毕业后有三年博士后训练，其后我在美国任教并开始领导自己的实验室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所属院校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和西北大学。

在国外长年生活，到最后我觉得还是有归属感的问题。在留美十年之后我就已经想好：我不准备退休后才回国，而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对中国有所贡献，其实在没有完全回国时就可以做些事情；而如果要回国，就一定会是在50岁以前。

此后十几年，我和一些朋友联手在中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国内工作的经验，我最终的体会是：若想做得更好，就应该全职回国，否则会成为中国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于是在出国22年后，我最终回到了祖国。

杨澜

资深传媒人士，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主席。1990年至199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并于1994年获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之后赴美深造，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获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出国年龄：26岁

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大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著名人物。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阚凯力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84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在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和世界银行任职。曾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我国《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价格专家委员会专家等职务。因敢于直言，被媒体称为是“电信业的大炮”，对我国电信业改革及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

出国年龄：33岁

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

毫无疑问，在斯坦福大学四年半的硕士和博士学习，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虽然三十多年前学的课程早已忘光，但是有二条体会却从此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那就是“社会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标准”和“永远敢于说自己不懂”。

正是因为这些体会，所以我在1984年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反对盲目追求技术先进的Ku波段直播电视卫星，提出了符合中国需要的“C波段综合通信卫星”方案，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即ChinaSat和后来的卫通）。也正是因为这些体会，所以我1988年协助起草了我国第一份电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在技术政策上，始终反对在看不到市场前景时，在电信网络中盲目跟风上马各种耗资巨大的新技术、新网络；并投身到此后一系列电信业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中。

斯坦福大学的留学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改变了我的一生。

（来源网络）